谁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访问过 位于西藏中心的宗教城市拉萨的话，就不会忘记这样的场面：一大群小喇嘛向外国游客兜售达赖喇嘛的肖像。每个买肖像的人都会觉得他为藏人捐了一笔小小的款子，因而也做了一件善事。而在人们拍摄有关达赖喇嘛，藏传佛教以及西藏的故事片或者纪录片时，这条原则同样适用。人们在不断地拍摄有关达赖喇嘛的影片。而出钱买票的观众就会认为自己为藏人做了一点儿贡献而感觉良好。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达赖喇嘛的个人因素。这位藏人的宗教领袖主动接近不信佛教的西方大众。许多著名的导演和演员都声称自己是佛教的热爱者甚至是佛教徒，比如好莱坞著名演员里查德·吉尔。1993年出品的故事片“小活佛( Littel Buddaha )”，1997年出品的故事片“在藏七年 ( Seben Jahre in Tibet )”，以及同年出品的传记片“达赖的一生 (Kundun )”都给观众展现了一个和祥的藏传佛教，以及无神论的中国政府对它的压迫。

中国政府对这种立场的宣传很反感。而正是这种反感使得西方国家的人更加同情西藏人的独立运动。达赖喇嘛在西方人的眼里更被提升为善良而无助，并且值得信赖的英雄—这简直就是为电影院准备的绝好题材。

电影制片人最重视的是藏传佛教的特点。日本的禅宗佛教以及东南亚各地的佛教流派都远远达不到藏传佛教的效果。而实际上，东南亚佛教中人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力量达到精神解脱的学说更接近西方的宗教学说。但西方人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为其它佛教学说不像藏传佛教那样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对影片商的吸引力就小得多。

令人注意的是，电影中的达赖喇嘛被赋予了非常高的可信度和权威性。比如里克瑞2006年的纪录片“达赖喇嘛十问 (10 Questions for the Dalai Lama )”以及达尔维奇2007的纪录片“达赖喇嘛的复兴 (Dalai Lama Renaissance )”就表现了一种师生关系，即影片中的达赖喇嘛被描绘成万能智者，而西方的来访者都是需要获得治疗的信徒。而那些描写宗教间对话，基督教徒与佛教徒探讨宗教理论的较为理性的纪录片却不受观众的青睐，比如泽彭菲尔德2001的纪录片“拜访上帝的佛祖”就没有引起观众什么反响。

电影这种媒体形式在佛教问题上再次体现了它强大的力量：它可以轻易地使观众产生对佛教的兴趣，满足观众的宗教渴望，将他们带进未知世界。尽管人们知道电影往往与事实不相符，但这并没有减少佛教对他们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