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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陷几大矛盾中的当前中国经济

平心2008年1月26日

中国经济目前发展速度很快,但“快”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和矛盾。所谓瓶颈,不仅仅表现在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环境污染等“硬件”方面,同时也反映在物价、货币量、体制等许多“软件”方面。对物价等,中国已开始采取硬措施,有些“返回”的迹象。德国之声记者在此排列分析一下中国经济目前的几对主要矛盾。

贫富差距是个大问题(德国之声记者摄于上海南京路)图像来源: DW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矛盾

中国国家发改委1月25日称,由于“去年涨价的滞后影响较大”,今年1月上旬,36个大中城市猪肉、豆油、牛羊肉等商品零售价格明显上涨,“必要时将实行临时价格价格干预措施。”另据中国发改委网站消息,“根据发改委的统一部署,截至1月25日,已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布了临时价格干预的商品和企业名录”。中国日前有大量这方面的报导,各地是如何落实的,比如有的商品要在调价前10日申报,其它在调价后24小时内局面报告等。

这表明了两点,一是中国政府对通货膨胀情况(说是“滞后影响”也好,别的也好,都无所谓)确实是着急了;二是开始采取行政措施了。虽然目前还没有看到多么严的行政措施,说的还是“必要时”要干预,但总之是行政措施,是计划经济的组成部分。广东有人大代表甚至提出要恢复油粮票制度。这个“干预措施”将来会是怎么样的,还不是很清楚,如果价格一时控制不住,那就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严。

但是,中国早已说自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即使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也没有象这样返回到计划经济措施里去。说是“临时”,是否会演变成长期的呢?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因素已占了绝对上风,许多东西靠“临时”地,小步地重新使用计划经济手段能顺利解决吗?举个例子:价格这个东西是一环套一环的,从牛肉干套回到牛肉价格和加工厂工人的工资,再套回到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再套回到饲料价格和成本因素,运输成本,能源价格,等等等等。全面控制起来?难。控制下家不控制上家?更难。

货币量的控制与生活水平提高的矛盾

经济发展得快,货币量自然要增大;货币量增大了,自然就有通货膨胀。80年代末的中国是这样,现在也同样如此。中国人民银行1月1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底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6.72%(年初定的目标是16%左右),狭义货币量(M1)同比增长超过21%;市场货币供应量(M0)同比增长超过12%。于是,中国政府定下了严格控制货币量的目标。

但是,别的且不说,光是劳动力成本,包括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跟货币量的控制是对着干的。据“亚洲新闻”报导,东莞一家工厂说,两年中,民工工资就从800元升到了1600元,外加其它(社保等)。尽管如此,五分之一的工人不会回来了,因为别的地方工资更高,比如石家庄给熟练木工的月薪为2000元。

员工工资增加了,货币量自然要增加;增加了工资导致更大的消费,货币量更要增加。怎么控制?显然成了难题。在员工流动市场化的今日中国,更是难题。

自然,中国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还是很大,且越来越大。城市去年人均年收入为13786元,农村只有4140元。但总体在提高,这个提高的趋势是中国政府不能也不愿刹车的。

控制程度与着陆方式的矛盾

“光明日报”一篇专家文章警告道:“既要抑制价格结构性上涨,又要避免急刹车,避免国民经济出现大的起落,为经济发展增添后劲。”

什么叫“大的起落”?应该就是人们说的“硬着陆”,实际上跟“起”没什么关系,而是“落”的问题。又要控制,又不能控制过度。这是今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大课题。当然,中国目前有实力去解决这个课题,这个实力就是经济高速发展中积累下的大量的钱。不光是外汇储备,更是巨额的税收。据中国财政部不久前的预测,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5.1万亿元左右,增长31%左右。估计,控制加补贴,可能会是中国解决物价增长过快、同时防止硬着陆所采取的办法,比如补贴农民,补贴职工(社保)等。

当然,这么一来,又会加深其它矛盾,比如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的矛盾,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矛盾(比如会被视为倾销)。

经济发展与社会情绪的矛盾

按理说,经济发展得这么好,自豪情绪这么高(参见中国国家统计局长谢伏瞻的两个“非常了不起”的欢呼),社会情绪也应该好啊?

却不尽然。中国有着足够的社会不安的现象和迹象,有许多是跟涨价等直接相关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有增无减。已出现为了涨价而自杀的事情,或者为了炒股破产而自杀“未遂”。虽然是“个案”,但却也是警钟。刚读到报导,说是广州街头居然发生了第三例见诸报端的流浪者冻死事件。

二是中国人的公民意识正在形成。随着一个社会的富裕化、经济的发达化,人民的地位感、表达欲也必然形成,而且几乎不可避免地会“社会化”。中国有句话叫“温饱思淫欲”,其实并非仅仅是“淫欲”,而是温饱以外的更多的东西,包括自身的权益,包括国家的前途。德国往往通过一个公民运动,把一个飞机场的扩建也给否定了,或者飞机晚上不能起飞了,或者火车司机不上班了。也许以前中国人会觉得这很可笑。但这些事情现在中国也有了,而且显然是越来越多。因为,德国和西方的这些事情不是幼稚可笑,而恰恰是一个民主的、经济发达的社会在长期发展中积累经验教训形成的。这些东西靠压是压不住的。中国近年来发生了很多“聚众闹事”的事件。上海的磁悬浮抗议“散步”更是一个最新证明。这次上海市政府处理得也比较得当。这本身就是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发达,这些事情自然会增加。中国除了想方设法治理诸如控制物价、控制股市和房价这些“经济问题”外,也会有个对这种新形成的“公民社会”的适应过程。

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的矛盾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本来就是一个从保护主义走向自由主义的过程。但是,保护主义还是会不断抬头的。西方国家的经历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应该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里,计划经济的因素已经变得很淡了,加入WTO也使中国不得不放弃许多方面的“保护”。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最突出的似乎只有对汇率的“保护”了。

然而,随着价格控制的出现,也许以后还会有更多的补贴措施的出现,这些实际上是“保护主义”的。这些东西不见得就是负面的,也许还是中国不得不越来越多使用的,但是这里牵涉到了国际经济关系和对问题的不同理解。比如补贴会被视为“倾销”,行政措施会被视为不合经济规律的强行干预。

但是,谁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来处理对待问题的。欧洲等对农业的补贴也一直存在。欧洲也害怕中国由于自身的通货膨胀而“出口”通货膨胀。但对中国的汇率总抱着一种矛盾的心理。出于害怕中国通货膨胀“出口”的心理,也许对中国行政干预价格也只会有非议而不会有太多指责。

自然,在全球化的今天,谁都不能有太多的保护主义,尽管谁都不能完全离开保护主义。但太多的保护主义必然是破坏形象的,也影响国际经济关系的展开,掉过头来影响自己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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