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答特别尊崇的是什么人时，达赖喇嘛说：“我非常崇拜维利－勃兰特。”尽管冷战时期的局势特别困难，“但勃兰特能够在基本上不牺牲自己国家权益的基础上，至少局部赢得了苏联领导人的信任。”达赖认为，这是“在为自己的权益和价值斗争的同时保持良好关系”的正确道路。

显然，达赖喇嘛在勃兰特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处理中寻找他处理与中国政府关系的借鉴。他这样归纳勃兰特的过人之处，实际上就是表白他自己的策略。

除了勃兰特之外，达赖喇嘛还对中国一代政治家毛泽东表示了敬意。他说：“他（毛泽东）毫无疑问是一个重要的革命家。”这番表白是令人惊讶的。因为正是在毛泽东的时代，达赖喇嘛率族流亡印度，至今“无家可归”。

达赖喇嘛说：“一部分中国人，也包括一些政治领导人觉察到，中央集权政府的权力将要消失。当前西藏的局势对中国来说是一场政治风险。”

至于一些年轻的西藏人可能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动用暴力，达赖喇嘛说：“这种危险是存在的。”但他认为暴力是一条错误的道路，他主张的是逐渐的转变：“我觉得这样更好。因为，如果转变来得太突然，就会有国家陷入混乱的可能。这将是谁都不喜欢的。”

世界上不仅把达赖喇嘛视为自由西藏的希望，同时也视为各宗教和平相处的象征。达赖对记者谈到了原教旨主义，他说：“原教旨主义者的主要问题依我看主要是，他们多半固守在自己的圈子里。许多西藏佛教徒，包括我，当我们生活在西藏时，坚信佛教是唯一正确的。但与其他人的交流告诉我，必须尊敬其它宗教。”通过与各宗教的领袖的接触，达赖喇嘛认识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可多元化。”

谈到自己，这位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把自己描述成凡人。他说，在工作太多使他没有时间默祷，或跟那些对宗教态度不严肃的人会面时，他心里会产生烦恼。大多数情况下，他是食素的。但出门在外，他也接受肉食。

他最喜欢的业余节目是看电视，特别爱看自然纪录片。偶尔，他也用汽枪打苍鹰，但不是为了消灭它们，而是“为了把它们吓走”。他自己还养了一些鸟。他说，他的个性是没有耐心，“我会很快地失去耐心。这是我父亲传下来的。”

达赖最庄严的表示是：“我将继续为人的价值、宗教之间的和谐和环境保护斗争，直到死亡。”

（山人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