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香港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任何一刻比现在更想知道，香港到底是什么。目前的时代大势强逼我们去接受，香港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香港只是一个更崇高更权威的国家体制的附庸、香港没有也不应该有自己真正的独立个性。但我们都晓得，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异议、我们反抗、我们创作。”——《香港电影自由宣言》

第40届香港金像奖週日（7月17日）登场前，一批香港电影工作者发表宣言，对香港指标性的电影奖发出质疑声音。《宣言》写道：“没有自由的电影终究会枯死”、“要在当下的香港拍电影，须面对的困难与风险之高，当算是香港历史上前所未见”等。

共同起草人以去年入围台湾金马奖、以反送中运动为背景的《少年》主创为主，连署人包含《时代革命》周冠威、《夜更》郭臻、《十年》伍嘉良等，共35人。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訪时，起草人之一、《少年》导演任侠不讳言，选在此时发表“就是因为金像奖”。

任侠说，现今香港许多电影工作者遭打压、片子被禁，“金像四十 不惑如初”在他们听来格外讽刺，《宣言》多少是想仿效1968年高达和楚浮冲入坎城影展大厅的意味。

“我们的自由已经被压迫，你们还在这里搞什麽典礼，在这里庆祝，电影的本质到底是名利还是自由？”任侠质疑并表示：“我们要改变，然后你说不惑如初，就是不改变。越来越差，但是不改变。我们觉得很讽刺，决心要在这个时刻发表一个宣言，宣告我们需要改变”。

新《电检条例》如堕“红海”？

2021年10月底，香港立法会通过《2021年电影检查（修订）条例草案》，电影检查员须考虑影片会否“不利于国家安全”，以决定是否批准公映，官员也得以“国安”为由，撤销已获批公映的电影许可。条例当时引发香港电影业界担忧，可能危害创作自由。该年，多部涉及政治与社会运动的影片亦无法在港上映。

任侠指，新《电检条例》已对香港电影工作者造成打击，模糊的审查定义逼使创作者恐惧、自我阉割。他透露，自己正在创作的某个剧本也在这样的大环境氛围下被挡，并认为现时香港电影创作面臨的已不只是“红线”，而是一片“红海”——因为红线尚且是一条相对明确的线，但如今包围香港电影界的“都不知道是什麽”。

《宣言》共同起草人之一、影评人安娜说，2021年以来，香港彷佛出现两种“香港电影”。一种是不能在香港戏院上映的，比如《时代革命》、《少年》、《花果飘零》或《忧郁之岛》等；另一种是可以上映的，比如《梅艳芳》和本届金像奖入围大赢家的《智齿》等。

安娜告诉德国之声，前者虽然数量不算多，但从观众反应、电影质量来看，“它们一定是重要的香港电影”，不能因为只有小部分电影不能在香港放映，便认为它们不重要。他说：“主流或金像奖所代表的那种权威，他们好像倾向或选择忽略我刚才说的那一个、另外一种香港电影，（因为）那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愿面对的真相。”

“我们就觉得，就是要你们看见、就是要你们去承认有这一块。”安娜强调，这不代表他们认为这类电影就是香港电影的全部，而是希望透过《宣言》发声提醒，香港还有另一种不见容于审查的电影存在。

“漂向北方”合拍片

根据香港戏院商会近期公布的一份报告，香港电影2022上半年度表现惨淡，首轮上映电影共73部，香港电影只占6部，《逃狱兄弟 3》仅以71万票房便成港片之冠。

港产片票房与产量黯淡，固然与新冠疫情及审查氛围有关，但早在疫情以前，曾在上世纪被誉为“东方荷里活”的香港电影工业早已被认为开始走下坡。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拆哪，中国的大片时代》一书作者李政亮指出，远因可追溯至九零年代的时代巨变。

李政亮向德国之声解释，1997年香港历经回归以及亚洲金融风暴，加上好莱坞大片进占香港电影市场，有人甚至形容，那年《泰坦尼克号》票房横扫香港就像是击沈香港电影的喻示。千禧年后，香港导演陆续“北上”拍片，更是另个指标性转变。

2003年，中央与香港当局签订《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发言人田启文日前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形容，“香港电影产业在迫切找寻出路的时候，正好遇上内地市场的开放”，这项协议也被公认是香港电影的转折点。

田启文向《羊城晚报》表示，CEPA于2004年实施后，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合拍片可以作为内地电影进行宣传和放映，不再受此前只能引进20部的限制。随著CEPA陆续补签有关协议，香港商人也得以在中国大陆投资电影院、允许合拍电影在香港制作等，使得合拍片成为香港电影产业主流。

田启文说，“内地人多、资源丰富，非常有利于拍摄”，有了CEPA以后，两地合拍片的模式逐渐无分彼此。此外，过往香港基本无法触碰军队题材，“但现在你看《长津湖》，徐克、林超贤、陈凯歌三大导演一起拍，当中有两个是香港导演。”

高歌主旋律的利与弊？

香港大导“北漂”不只拍摄合拍片，更陆续执导强调中国民族与爱国主义的主旋律电影，不少作品取得不俗票房。电影与文化评论者李政亮指出，其实是这批“北上”的香港导演令中国主旋律电影得以改头换面。

“原来中国主旋律电影经常是严肃的、票房不好，非得透过动员。...现在这种新的（主旋律电影）确实是香港导演把原来动作片、卧底片、警匪片，这些曾经香港电影的元素都带到电影当中，变成一种新的主旋律电影，或者说主旋律电影娱乐化。”李政亮说，《夺冠》的陈可辛、《智取威虎山》的徐克，还有《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与《长津湖》的林超贤，都是其中佼佼者。

对此，田启文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这代表国家逐渐意识到电影首先是个商品，“就算是主旋律题材，也可以用商业化的包装，让观众更易感受家国情怀。”

李政亮则认为，如今合拍片基本上都是中国资金、中国影视公司主导，香港导演“北上”拍摄的题材大致已经无涉香港，演员也多为中国大陆演员。对香港电影来讲，“唯一的好处是它促使香港新生代，在香港电影这样不景气的年代被迫冒出来。”

新生代本土意识抬头

过去20年来，香港电影是什么？是否已死？是不少论者讨论的话题。对此说法，任侠回应：“我当然是不同意‘香港电影已死’。如果已死，我们为什麽还要在这里？我们就不拍了。”

曾在其他采訪称香港“主流电影慢性自杀”的他解释，他认为问题是那些不能公映的香港电影遭主流刻意忽略，或被假装看不见，而主流香港电影又为了妥协，不断把底线往后推，其实是“对创作自由的扼杀”。

任侠说：“我们一步步地接受，其实后面是悬崖，你就什麽都不能拍了，最后就是你现在其实已经不知道有什麽能拍的。”

对于海外电影市场观众来说，香港电影长期以警匪、动作、喜剧等类型片见长，李政亮观察指出，近年纪录片以及关注现实题材的剧情片反而格外受到关注。

他说，香港鲜浪潮培植起来的年轻一代导演，问题意识其实早已与“北上”的那一批导演大不相同。这批年轻导演大约是九七前后出生，香港回归之前曾经出现一批怀旧电影，反应香港面对九七的不确定性，以及怀念过去的种种风华沧桑，“可是对现在年轻的这一代来说，他们无旧可怀。他们生下来的年代，就直接见证目睹了香港九七之后的种种变化，甚至香港‘中国化’的变化。”

“新世代的导演在成长过程中，看到的是香港剧烈的变化，很自然地也用他们的电影镜头来观看香港的现实，某种程度有点回到香港1970年代末期曾经的香港新浪潮。”

李政亮说，面对巨变年代，新生代导演不得不把镜头对准社会。上世代香港导演“北上”，也使得年轻导演运用这个狭缝空间，提起摄像机用镜头记录、表述、甚至捍卫香港身份，某种程度也可说是社会运动的延续与实践。

不过对于直指时政的香港电影，近年香港电影界也时有争论。比如2016年夺下金像奖“最佳影片”的《十年》，获奖当下掌声如雷，但事后也有不少香港影视大佬纷纷表态认为，应该“政治归政治，电影归电影”。

香港电影去向何方？

一反过去不明言政治，如今政治题材电影成为香港电影在海外市场的新标志之一，更透过影展或者串流平台管道，试图探索新出路。

任侠说：“到了我们这一代香港导演，我们其实不是说不想拍警匪片，不想拍武侠片，我们没有这个资源去做，而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有这麽多荒谬的事情，这麽多的不公不义。艺术就是来自生活，我们当然更关心社会、我们周遭发生的事情，特别是近年来本土意识又越来越上升。”

选在金像奖40年颁奖典礼前发表《宣言》，任侠表示，也是为了凝聚电影工作者， 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孤独。他说，实际行动其实一直都在做，大家都还在拍片， 只是深感真的需要发表宣言，一方面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并不孤独，你们并不孤独，不用太害怕，不要被恐惧吞噬掉。另一方面，就像刚刚说的，就是刻意要跟金像奖他们说： 要改变了，电影是自由的艺术，不是名利的艺术。”

与此同时，任侠与安娜也强调，香港电影历史渊远流长，《香港电影自由宣言》称要“继承香港电影”，指的不只是八、九十年代的“黄金年代”电影，也包含从国语片时代到粤语片时代，一直以来所谓的香港电影历史。

“我们要强调，不是说要改变，就把以前都切割掉。”承先，也望启后。任侠告诉德国之声：“其实香港电影有很多好的东西在，我们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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