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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像奖40年:香港电影不死,只是凋零?

2022年7月15日

香港金像奖今年以“金像四十 不惑如初”为主题。颁奖前夕,一批香港影人发表《香港电影自由宣言》,疾呼“没有自由的电影终究会枯死”。从香港导演“北上”、主旋律电影压境,再到新电检条例实施,对许多影人与影迷来说,或许从未比此刻更加困惑——香港电影是什么、如今怎么了?

Hong Kong Film Awards

(德国之声中文网)“香港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任何一刻比现在更想知道,香港到底是什么。目前的时代大势强逼我们去接受,香港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香港只是一个更崇高更权威的国家体制的附庸、香港没有也不应该有自己真正的独立个性。但我们都晓得,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异议、我们反抗、我们创作。”——《香港电影自由宣言

第40届香港金像奖週日(7月17日)登场前,一批香港电影工作者发表宣言,对香港指标性的电影奖发出质疑声音。《宣言》写道:“没有自由的电影终究会枯死”、“要在当下的香港拍电影,须面对的困难与风险之高,当算是香港历史上前所未见”等。

共同起草人以去年入围台湾金马奖、以反送中运动为背景的《少年》主创为主,连署人包含《时代革命》周冠威、《夜更》郭臻、《十年》伍嘉良等,共35人。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訪时,起草人之一、《少年》导演任侠不讳言,选在此时发表“就是因为金像奖”。

任侠说,现今香港许多电影工作者遭打压、片子被禁,“金像四十 不惑如初”在他们听来格外讽刺,《宣言》多少是想仿效1968年高达和楚浮冲入坎城影展大厅的意味。

“我们的自由已经被压迫,你们还在这里搞什麽典礼,在这里庆祝,电影的本质到底是名利还是自由?”任侠质疑并表示:“我们要改变,然后你说不惑如初,就是不改变。越来越差,但是不改变。我们觉得很讽刺,决心要在这个时刻发表一个宣言,宣告我们需要改变”。

新《电检条例》如堕“红海”?

2021年10月底,香港立法会通过《2021年电影检查(修订)条例草案》,电影检查员须考虑影片会否“不利于国家安全”,以决定是否批准公映,官员也得以“国安”为由,撤销已获批公映的电影许可。条例当时引发香港电影业界担忧,可能危害创作自由。该年,多部涉及政治与社会运动的影片亦无法在港上映。

任侠指,新《电检条例》已对香港电影工作者造成打击,模糊的审查定义逼使创作者恐惧、自我阉割。他透露,自己正在创作的某个剧本也在这样的大环境氛围下被挡,并认为现时香港电影创作面臨的已不只是“红线”,而是一片“红海”——因为红线尚且是一条相对明确的线,但如今包围香港电影界的“都不知道是什麽”。

《宣言》共同起草人之一、影评人安娜说,2021年以来,香港彷佛出现两种“香港电影”。一种是不能在香港戏院上映的,比如《时代革命》、《少年》、《花果飘零》或《忧郁之岛》等;另一种是可以上映的,比如《梅艳芳》和本届金像奖入围大赢家的《智齿》等。

安娜告诉德国之声,前者虽然数量不算多,但从观众反应、电影质量来看,“它们一定是重要的香港电影”,不能因为只有小部分电影不能在香港放映,便认为它们不重要。他说:“主流或金像奖所代表的那种权威,他们好像倾向或选择忽略我刚才说的那一个、另外一种香港电影,(因为)那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愿面对的真相。”

“我们就觉得,就是要你们看见、就是要你们去承认有这一块。”安娜强调,这不代表他们认为这类电影就是香港电影的全部,而是希望透过《宣言》发声提醒,香港还有另一种不见容于审查的电影存在。

任侠指,现时香港电影创作面臨的已不只是“红线”,而是一片“红海”。图像来源: Felipe Dana/AP/picture alliance

“漂向北方”合拍片

根据香港戏院商会近期公布的一份报告,香港电影2022上半年度表现惨淡,首轮上映电影共73部,香港电影只占6部,《逃狱兄弟 3》仅以71万票房便成港片之冠。

港产片票房与产量黯淡,固然与新冠疫情及审查氛围有关,但早在疫情以前,曾在上世纪被誉为“东方荷里活”的香港电影工业早已被认为开始走下坡。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拆哪,中国的大片时代》一书作者李政亮指出,远因可追溯至九零年代的时代巨变。

李政亮向德国之声解释,1997年香港历经回归以及亚洲金融风暴,加上好莱坞大片进占香港电影市场,有人甚至形容,那年《泰坦尼克号》票房横扫香港就像是击沈香港电影的喻示。千禧年后,香港导演陆续“北上”拍片,更是另个指标性转变。

2003年,中央与香港当局签订《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发言人田启文日前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形容,“香港电影产业在迫切找寻出路的时候,正好遇上内地市场的开放”,这项协议也被公认是香港电影的转折点。

田启文向《羊城晚报》表示,CEPA于2004年实施后,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合拍片可以作为内地电影进行宣传和放映,不再受此前只能引进20部的限制。随著CEPA陆续补签有关协议,香港商人也得以在中国大陆投资电影院、允许合拍电影在香港制作等,使得合拍片成为香港电影产业主流。

田启文说,“内地人多、资源丰富,非常有利于拍摄”,有了CEPA以后,两地合拍片的模式逐渐无分彼此。此外,过往香港基本无法触碰军队题材,“但现在你看《长津湖》,徐克、林超贤、陈凯歌三大导演一起拍,当中有两个是香港导演。”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片《长津湖》,2021年超越《战狼2》登顶中国史上最卖座电影。图像来源: Kyodo/picture alliance

高歌主旋律的利与弊?

香港大导“北漂”不只拍摄合拍片,更陆续执导强调中国民族与爱国主义的主旋律电影,不少作品取得不俗票房。电影与文化评论者李政亮指出,其实是这批“北上”的香港导演令中国主旋律电影得以改头换面。

“原来中国主旋律电影经常是严肃的、票房不好,非得透过动员。...现在这种新的(主旋律电影)确实是香港导演把原来动作片、卧底片、警匪片,这些曾经香港电影的元素都带到电影当中,变成一种新的主旋律电影,或者说主旋律电影娱乐化。”李政亮说,《夺冠》的陈可辛、《智取威虎山》的徐克,还有《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与《长津湖》的林超贤,都是其中佼佼者。

对此,田启文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这代表国家逐渐意识到电影首先是个商品,“就算是主旋律题材,也可以用商业化的包装,让观众更易感受家国情怀。”

李政亮则认为,如今合拍片基本上都是中国资金、中国影视公司主导,香港导演“北上”拍摄的题材大致已经无涉香港,演员也多为中国大陆演员。对香港电影来讲,“唯一的好处是它促使香港新生代,在香港电影这样不景气的年代被迫冒出来。”

新生代本土意识抬头

过去20年来,香港电影是什么?是否已死?是不少论者讨论的话题。对此说法,任侠回应:“我当然是不同意‘香港电影已死’。如果已死,我们为什麽还要在这里?我们就不拍了。”

曾在其他采訪称香港“主流电影慢性自杀”的他解释,他认为问题是那些不能公映的香港电影遭主流刻意忽略,或被假装看不见,而主流香港电影又为了妥协,不断把底线往后推,其实是“对创作自由的扼杀”。

任侠说:“我们一步步地接受,其实后面是悬崖,你就什麽都不能拍了,最后就是你现在其实已经不知道有什麽能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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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海外电影市场观众来说,香港电影长期以警匪、动作、喜剧等类型片见长,李政亮观察指出,近年纪录片以及关注现实题材的剧情片反而格外受到关注。

他说,香港鲜浪潮培植起来的年轻一代导演,问题意识其实早已与“北上”的那一批导演大不相同。这批年轻导演大约是九七前后出生,香港回归之前曾经出现一批怀旧电影,反应香港面对九七的不确定性,以及怀念过去的种种风华沧桑,“可是对现在年轻的这一代来说,他们无旧可怀。他们生下来的年代,就直接见证目睹了香港九七之后的种种变化,甚至香港‘中国化’的变化。”

“新世代的导演在成长过程中,看到的是香港剧烈的变化,很自然地也用他们的电影镜头来观看香港的现实,某种程度有点回到香港1970年代末期曾经的香港新浪潮。”

李政亮说,面对巨变年代,新生代导演不得不把镜头对准社会。上世代香港导演“北上”,也使得年轻导演运用这个狭缝空间,提起摄像机用镜头记录、表述、甚至捍卫香港身份,某种程度也可说是社会运动的延续与实践。

不过对于直指时政的香港电影,近年香港电影界也时有争论。比如2016年夺下金像奖“最佳影片”的《十年》,获奖当下掌声如雷,但事后也有不少香港影视大佬纷纷表态认为,应该“政治归政治,电影归电影”。

香港电影去向何方?

一反过去不明言政治,如今政治题材电影成为香港电影在海外市场的新标志之一,更透过影展或者串流平台管道,试图探索新出路。

任侠说:“到了我们这一代香港导演,我们其实不是说不想拍警匪片,不想拍武侠片,我们没有这个资源去做,而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有这麽多荒谬的事情,这麽多的不公不义。艺术就是来自生活,我们当然更关心社会、我们周遭发生的事情,特别是近年来本土意识又越来越上升。”

选在金像奖40年颁奖典礼前发表《宣言》,任侠表示,也是为了凝聚电影工作者, 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孤独。他说,实际行动其实一直都在做,大家都还在拍片, 只是深感真的需要发表宣言,一方面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并不孤独,你们并不孤独,不用太害怕,不要被恐惧吞噬掉。另一方面,就像刚刚说的,就是刻意要跟金像奖他们说: 要改变了,电影是自由的艺术,不是名利的艺术。”

与此同时,任侠与安娜也强调,香港电影历史渊远流长,《香港电影自由宣言》称要“继承香港电影”,指的不只是八、九十年代的“黄金年代”电影,也包含从国语片时代到粤语片时代,一直以来所谓的香港电影历史。

“我们要强调,不是说要改变,就把以前都切割掉。”承先,也望启后。任侠告诉德国之声:“其实香港电影有很多好的东西在,我们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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