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学生手册中的一条规定引发热议:学习期间发生未婚性行为者,给予记过以上处分。媒体查询后发现,包括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若干高校都有相同规定。
这些规定让人惊诧莫名。连存在控告者的"MeeToo"案件,往往都因为难以举证致使法庭无法认定,年轻恋人之间的亲昵,怎样算性行为?由谁来主张,谁来裁决? 成年人有没有性自主权?
在很多网民看来,这是一个笑话。其中传播较多的一个质问是:这不是跟国家提高生育率的"二胎"、"三胎"政策背道而驰吗?
这句调侃里有认真的成分,那就是控告底层官僚"犯上作乱",违背国家的大政方针,希望高层领导明察秋毫,果断制止。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这种话语策略安全有效,其实不然。在专制社会中,下级官员最大的本事不是抓GDP,也不是行贿受贿,甚至不是维稳,而是领会上级精神。像管制学生性生活这种小事,看上去完全是学校领导拍脑袋决定的,事实上最能反映政策走向和时代趋势。
时评人长平认为,专制者从来都是通过操控“性“来运作权力,管制社会图像来源: VCG/imago images 专制者从来都是通过操控"性"来运作权力。人们比较熟悉的是福柯的论述。他在《性经验史》中说:"我们大家都生活在'性'社会里,或者说是生活在'性'之中。权力机制告诫身体、生命、繁衍生命的东西、增强人种的东西注意自己的力量、控制能力或者工人使用的能力。权力向性谈论性。"
也许更好的例子是德国心理分析家威廉·赖克(Wilhelm Reich)用性经济社会学来解释希特勒在德国的兴起。他在1933年出版的《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中说,"反动势力的政治文化核心是性问题",历史上维持压迫制度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通过禁欲规定,把性限制在家庭之内。法西斯主义故意利用性压抑来达到自己统治的目的,因此把自然的性活动是为颓废、淫荡、纵欲。性不能都得到自然的满足,便寻求替代性的满足,形成野蛮的攻击性。同时,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方便统治者管理。
本文作者、时评人长平图像来源: Imago/epd 作为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者,赖克的观点存在争议。但是,没有争议的是,所有专制政权都会将"摄像头"安装在老百姓的蚊帐之中。美国性教育专家凯查杜里安(Herant A. Katchadourian)在《性学观止》一书中写道: "保守主义者是专制主义绝对论者(absolutist)。它预先为人们规定了行为准则。某些性行为被视为是正确的,其余的则全是错误的;个人无权怀疑构成道德判断的基础的正确性。这种专制主义的方式依赖于颁布指导行为的特别规则。因此,保守主义倾向于法制主义。这种道德观体系完善,它们对性行为有明确的规定。"
毫无疑问,这些观点用来解释中共七十年统治,尤其是文革期间的性与政治,也是十分贴切的。
那么这样做会影响"二胎"、"三胎"政策的大政方针吗?希特勒不会这样看。纳粹上台之前,当时的德国也面临出生率下降、"炮灰"短缺的处境。纳粹认为,保守的性文化可以将女人赶回家,然后引导她们争当"英雄母亲"。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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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50年代的德国,电影里出现裸体镜头还被视为丑闻。如今,易装皇后可以带着自信登上舞台。在波恩历史博物馆举办的“毫无廉耻?——性道德的变迁”主题展览值得一观。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dpa 疯狂的60年代是性道德实现最大突破的时代。狂野的性爱电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Twen”、“Bravo”这样的青年杂志也开始公开讨论性事。年轻的德国导演如斯皮尔斯(May Spils)已经开始在自己的电影作品中大胆尝试床戏。图为1967年这位女导演(中)与男女主演恩克(Werner Enke)和格拉斯(Uschi Glas)在电影《来吧,亲爱的》(Zur Sache, Schätzchen)的拍摄现场。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dpa 上世纪50年代初期,这个世界似乎还一切井然有序——至少在年轻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那些卫道士眼中是如此。厨房是女性的专属天地,贤妻良母是她们的天职。而男性则是在劳动第一线拼搏。当时一切有关性和爱情的话题都是公众场合的禁忌,甚至在大街上接吻也是不允许的。人们的生活模式被教会和国家打上了深刻烙印。
图像来源: DW/H. Mund 1951年这部由年轻的女演员柯奈夫(Hildegard Knef)主演的黑白电影《罪恶的女人》(Die Sünderin)是联邦德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以性丑闻为主题的电影。在阿登纳保守派政府主政的年代,这样的电影在多数联邦德国公民看来是应该被禁的。为了照顾卫道士们的感受,电影中的裸体镜头时间很短,尽管如此,它还是引发了一场有关道德礼仪的疯狂辩论。
图像来源: ullstein - Thomas & Thomas 1961年,当德国制药公司先灵(Schering,拜耳制药的前身)推出避孕药的时候,立刻引起了道德信徒们的炮轰。他们在教堂的布道坛前破口大骂“年轻人道德败坏”,报纸杂志也对那些服用避孕药的“性爱上瘾”女性进行报道。尽管如此,避孕用品所赋予女性的新自由,使她们有了更多决定自我命运的机会。
图像来源: DW/H. Mund 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不仅使联邦德国的政治体系受到动摇,在私生活领域也是如此。“谁要是和同一个女性睡两次,那他就是统治阶层走狗”,这是当时“性爱革命”的流行口号之一。在西柏林成立的“1号社区”(Kommune 1)就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里面的男男女女都睡在同一间大厅里。图为“1号社区”的代表人物朗汉斯(Rainer Langhans)和模特出身的美女“玩伴”奥伯迈耶尔(Uschi Obermaier)。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KPA TG 学生运动所引起的政治变革也给联邦德国的家庭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儿童用品商店开始风靡,年轻的父母开始让孩子对自己直呼其名。1969年,中小学也开始在生物课上教授性知识。性教育电影《赫尔嘉》(Helga)问世,学校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学生去电影院观看专场。
图像来源: DW/H. Mund 年龄稍长的德国人都知道,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Beate Uhse”是性爱玩具和情趣用品商店的代名词。98%的成年人都听说过它,至于有多少人真正进去光顾过,就没有统计数据了。如今这家性用品连锁店已经壮大成为一个企业王国,但它的起家却是凭借1948年推出的一本女性生理期避孕日历。后来,该公司通过秘密地寄送性爱用品的产品邮购目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图像来源: imago 而前民主德国,性解放比在资本主义的联邦德国要来得更早,这主要表现在性别角色的平等方面,最起码看起来是如此。在社会主义的东德,天体浴场(FKK)和妇女穿裤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图像来源: DW/H. Mund 思想激进的同性恋导演冯普劳恩海姆(Rosa von Praunheim)是第一批公开展示同性恋的电影人之一。他在1971年所拍摄的纪录片《变态的并不是同性恋者,而是他生活的这个世界》为德国的同性恋运动开辟了道路。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dpa 在60年代的德国,同性恋是一块政界始终不敢碰触的烫手山芋。直到1969年,联邦德国将“男性之间性行为”列为刑事犯罪的法律条文才被加以缓和处理,1994年才正式撤销。在足球场上人们举起的反对“同性恋恐惧症”的标语可以看出,在那个年代,针对同性恋群体的偏见和歧视仍然存在。
图像来源: DW/H. Mund 这如今已经不再是问题:2014届欧洲歌唱大赛(ESC)冠军、奥地利易装丽人孔奇塔·武斯特(Conchita Wurst,本名托马斯·诺伊维尔特)的走红就证明了这一点。波浪卷长发、络腮小胡子加晚装长裙的奇特组合出现在2015年的电视荧屏上已经不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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