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5月31日，香港的罗冠聪先生约我做脸书访谈直播，问到中国以国安法罪名施加于异议人士的迫害，我特别强调说，人所共知的酷刑已经令人触目惊心，但是说出来的只是少数，无法言说者占大多数。当时我心里想到了刚刚出狱的王全璋律师，但是我没有说出来。和很多我知道经历过酷刑的受迫害者一样，如果他们选择沉默，我无法替他们说出来。我为此感到难过，更深知他们承受着人们难以想象的痛苦。

所有被拘捕和审讯的异议人士都会遭受酷刑。道理不难理解：即便按照中国法律，他们也没有犯罪。仅仅在发表反对言论的阶段，中共就不能容忍；很少有人有机会去发展政治组织，或者策划暴力革命。要想让一个根本没有犯罪的人承认自己有罪，没有肉体或者精神的酷刑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何况他们面对的是勇敢而坚毅的正义之士。

王全璋也不例外。作为"709"迫害人权律师系列案中最后一位受审者，没有人怀疑长时间抵抗的他遭受酷刑；何况在长达四年的拘押中被拒绝与家人和律师见面，本身就是一种酷刑，让所谓的审讯和判决显得无比荒谬。

"像编好程序的呆滞的木头人"

酷刑之后必然伴随着不准说出酷刑的威胁。王全璋妻子李文足女士偕同她的朋友们进行了长期的勇敢抗争，终于在2019年6月28日见到了狱中的王全璋。但是，她没有想到，王全璋见到四年未见的妻子、儿子和姐姐，更多的表情却是冷漠和焦躁"像编好程序的呆滞的木头人"。他还高声对她说："我很好！监狱对我很好！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为此，我在评论中写道："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是的，比你们想象的更加残忍。让这样一位律师成为一个冷漠、麻木、声称监狱很好、责怪妻子抗争的人，中国当局向全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凶残。正如建政七十年来反复呈现的那样，他们不满足于消灭异议者的肉体，还要改造他们的灵魂。

在刚刚出狱的一次采访中，德国之声记者希望他分享一些被关押时的细节，他回答说："我总共被关押在四个不同的监狱与两个不明的地点，但我其实更希望外界能把焦点放在我整个案件的办案逻辑上……"整个案件的办案逻辑当然十分重要，正如王全璋所说：我的案件基本上就是一个任意定罪跟任意量刑的问题。他们先后给我找了两个罪名，先是说我"寻衅滋事"，最后他们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来指控我。

控诉酷刑是现代社会实现司法正义的前提

与此同时，我想，王全璋律师还没有做好说出遭受酷刑的准备，甚至可能永远不说出来。但是，显然他并不甘心。他对媒体说，他目前仍处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状态。"官方不断坚持接受采访是政治权利，他们不愿我接受采访"，"对于他们的说法，我感到非常的抵触但同时也谨慎的看待。我一直认为言论权不该属于政治权利，而是该属于基本人权"。

我完全同意王全璋律师的看法，言论权是任何人最基本的权利，是人的"第一权利"。但是，我还要指出的是，一个人遭受酷刑要说出来，更是先于一切的权利，不可能随着"政治权利"而被剥夺。就跟剧烈的疼痛让人嚎叫一样，它是一种基本的生理反应和心理需求。控诉酷刑是现代社会实现司法正义的前提。

2020年6月19日，王全璋接受日本媒体共同社的专访，首度披露他在审讯过程中遭受的酷刑。王全璋受访过程中一度声泪俱下，将他被关押在天津的地点形容为"酷刑的温床"。他说他曾经被"当做猪一样的"按压到地上；被连续掌掴好几个小时，最终被迫签署口供，文件中称他承认自己接受外国资金试图颠覆国家；被要求高举双手站立15个小时，虚弱到连要站立几分钟都十分困难。

我们要感谢王全璋律师的勇敢和执着，他仍然在为人权事业而抗争。说出罪恶是实现正义的第一步。同时我想要再次强调，罪恶不仅在于它发生了，而且在于它每天重复地发生。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无数的看守所、审讯室、监狱、劳改农场和黑监狱里，时时刻刻都在发生酷刑。

这也正是很多人终身在黑暗中挣扎、无法说出自己曾经遭受酷刑的原因之一。受害者得到的关注和支持还远远不够，施害的体制和个人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而且还在扩散他们的淫威，正在将香港人也纳入任意实施酷刑的范围。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