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19世纪20年代之后首次重新迎来了和平，农业也出现良好的增长势头。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毛泽东发起了“大跃进”运动，试图让中国跨越社会主义阶段，直接进入光辉的共产主义。在“大跃进”中各地浮夸风盛行，虚报粮食产量，《人民日报》1958年8月还发表了所谓“亩产万斤”的报道。

1957年，毛泽东宣布中国将在15年内钢产量“超英赶美”。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从而兴起，很多人把家里的锅子，铁器等金属都捐献出来炼钢铁，但由于技术不合规格，只是炼出大量的废铁。

1958年，人民公社在各地成立，在这一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农民的衣食住行都由公社控制，公社是农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实体。国家每年都为每个公社下达生产任务指标，公社将指标逐层下达到大队，再到最基层的生产队。

在典型的人民公社制度下，所有劳动力都受公社控制，每人每月要工作28天，妇女也有工作，儿童都送去日托，以提高工作效率。

这种冒进的农业集体化和大跃进运动，导致了严重的粮食短缺，从而引起了1958年到1962年的全国性大饥荒。中共方面早期将其称作“三年自然灾害”，试图强调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来自旱涝灾害。后来官方又将这段时期改称“三年困难时期”。据中共党史记载，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了1000万。

1958年8月，中国炮轰国民党占领的金门群岛。在44天的炮战中，双方海军也发生交火。在美国的幕后支持下，台湾国民党政府不断加强对重要战略前哨的防御。解放军封锁金门的尝试失败。图为在金门岛上防守的国民党军士。

1954年9月，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图右）和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图左）共同前往北京市，两人与毛泽东会面，并以西藏代表身份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9月27日，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59年3月，西藏起义爆发，年仅23岁的达赖喇嘛在混乱中逃离西藏。尽管中国军队围追堵截，但达赖喇嘛仍翻越喜马拉雅山脉进入印度。许多僧侣和藏人追随达赖喇嘛开始了在印度达兰萨拉的流亡生活。 中共当局将这一事件称作“西藏叛乱”，而达赖喇嘛的支持者则称之为1959年西藏起义。3月31日，达赖喇嘛等一行到达印度实际控制的达旺地区，开始了与众多西藏人一起的流亡生涯。

1958年11月，金日成访华，到达北京站后，与迎接他的周恩来乘敞篷车驶向长安街。据称金日成与周恩来的关系不同一般， 每次见面都会长谈。金日成在朝鲜战争中得到了苏联和中国的巨大帮助，得以继续统治朝鲜。在中苏关系破裂后，朝鲜在中苏两国之间左右逢源，以求保证自身利益。

195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的外国嘉宾中，还包括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图左）。但此时，友好关系已经成了表面现象。不久后，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便公开决裂。毛泽东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在1969年文革期间达到高潮。

随着经济的发展，对于能源的需求也急剧增加。在这一时期最受瞩目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之一，就是1988年正式竣工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它是长江上第一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271.5万千瓦。葛洲坝距离后来的三峡水电站仅有不到40公里。

告别文革时期的蓝布衣布裤，中国人开始了对于穿着打扮的追求。在香港文化的影响下，牛仔裤、高跟鞋、烫卷发等摩登元素从东南沿海逐渐影响到中国内地广大区域。

可口可乐是文革结束之后首批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企业。北京人民渐渐开始不再买瓷瓶装的老酸奶，而改喝棕褐色、带着充盈气泡的糖浆。

中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也越来越多。1985年10月，时任外长根舍访问北京，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与他进行了会谈。

1987年10月，拉萨发生了僧侣示威抗议事件，藏人袭击警察，纵火焚烧派出所，与警方发生武力冲突。对于北京的强硬派来说，冲突骚乱“证实”了他们的观点，即过多的民族自治自由有害无益。而胡耀邦的下台也与其在八十年代助长的温和民族政策有一定关系。

1989年4月15日，已经失势下台的胡耀邦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胡耀邦生前颇受学生及知识分子群体的支持和爱戴，他的去世也成为聚集学生示威的最初动力之一。纪念胡耀邦的集会规模不断增长，逐渐演变成为示威抗议。

1989年5月15日，主张改革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北京方面担心学生示威活动在此期间出现失控，因此要求清除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群众。但是学生拒绝离开，因此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不得不改在机场为戈尔巴乔夫举行欢迎仪式。

随着很多学生以绝食的方式表达抗议，向中共施压，作为温和派代表的赵紫阳则主张继续与学生对话。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在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图中右后）的陪同下前往天安门广场，用扩音器向学生喊话，呼吁他们结束绝食。这是赵紫阳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1989年6月3日晚间，解放军开始实施中共高层做出的清场戒严行动。部队从北京市各个方位逐步向天安门广场推进，当晚就传出了群众死伤的消息。6月4日，军队已经控制天安门广场。而由美联社记者拍摄的这张“坦克人”照片则被公认为是六四事件最具有标志性的一个画面。

关于六四事件造成的死伤人数，各界说法不一。中共官方的说法是包括“士兵、学生、非法分子和误杀群众在内”，有近300人死亡。海外报道的死亡人数要明显更高，各种说法从几千到上万不等。对六四学运的镇压，使得中共在国际上遭到一系列经济制裁和政治孤立。

2009年7月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爆发了大规模骚乱和暴力事件。起初是维吾尔人示威，后来演变成维族人和汉族等族裔之间的暴力冲突。当局出动了武装警察平息局面。北京当局称这起事件造成至少197人死亡，大多数死者为汉族。图为7月7日一位维族妇女站在全副武装的警察面前。此后，当局不断加强在当地的监控，包括设立备受争议的“再教育营”、强制安装手机监控软件等。

《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之一刘晓波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是他本人却无法亲自接受颁奖。因为在2009年年底，他已经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2017年6月，在狱中服刑的刘晓波因确诊肝癌晚期而获准保外就医，7月13日医院宣布其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病逝。他也是诺奖历史上唯一一位从获奖至辞世始终未能完全恢复人身自由的诺贝尔奖得主。

2012年11月举行的中共十八大上，习近平当选新一届总书记，标志着第五代领导集体正式走上历史舞台。习上台之后逐步加强最高领导人的中央集权，在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正式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进党章。2018年3月的第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其中包括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不得连任超过两届的限制，此举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和争议。

习近平上台之后大张旗鼓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反腐运动”，誓言要大小贪官一起抓，“苍蝇老虎一起打”。下至基层干部，上至中共政治局常委，数年之内众多官员先后落马。其中最受关注的包括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图为2013年法庭宣布判处薄无期徒刑），以及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2015年被判处无期徒刑）。但也有批评人士认为，反腐运动其实是政治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

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国民经济体。经济飞速发展的代价是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雾霾、饮用水污染以及土壤毒化等问题，成为民众最为忧虑的议题。2014年，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政府要像与贫困作斗争那样，坚决向环境污染宣战，采取的措施包括将重污染工业企业关闭或迁走，北方居民煤改气工程等。时至今日，环境问题虽然有所改善，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尤其是北方城市在冬季仍然经常出现雾霾天气。

随着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增强，中国在与邻国的主权争议中也开始采取越来越强硬的立场。2012年中国和菲律宾在斯卡伯勒浅滩（中方称黄岩岛）对峙数月的事件就是一例。虽然菲律宾方面后来将相关主权争议告到国际仲裁庭，并且得到了有利于菲方的仲裁结果，但是仍然无法改变该岛礁被中方实际控制的现状。此外，中国还在南中国海其它一些争议岛礁实施大规模的“填海造陆”工程，修建军用设施，此举多次受到美国及其盟友的强烈指责。

为了消化中国国内过剩的产能，同时也扩大国际经济影响力，中国推出了“一带一路”经济倡议，主要着眼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领域。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也被视为是对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的挑战。东起威海、西至德国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图），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怀疑态度，视之为中国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努力，提醒参与该倡议的国家不要陷入“债务陷阱”。

习近平上台以后的中国，对言论自由、媒体自由的压制日益严重。2015年“709维权律师抓捕事件”也标志着对于政治异见的打压愈加强硬。北京正在引入一套社会信用体系，对公民进行诚信行为打分，凡是被纳入失信黑名单的“老赖”将面临无法购买高铁票、飞机票以及无法在旅馆酒店登记入住的惩罚。批评者认为，这一体系可能成为国家全面监控、侵犯公民权利的工具，更有人认为奥威尔小说《一九八四》中描写的极权恐怖统治将在中国成为现实。

“一国两制”之下，香港虽然保持自由市场体制，但是政治上却面对来自北京越来越大的影响力。2014年，香港示威者的“占领中环”运动持续数月，主要诉求是争取“真普选”。由于示威者面对警方以胡椒喷雾驱散时使用黄色雨伞抵挡，因此该运动也被称作“雨伞革命”。2019年夏，港府提出的《逃犯条例》修例草案再次引发大规模民众抗议，即使后来特首林郑月娥在压力之下撤回修例，仍然无法平复示威浪潮。身穿黑衣、佩戴面罩的年轻示威者，则成为这场运动的标志性符号。

特朗普上任美国总统之后，开始着手针对中国的关税大战。2017年4月他命令根据《1974年贸易法》针对中国进行所谓301调查，2018年4月白宫宣布正式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中国也对部分美国产品加征关税予以反击。双方致力于解决贸易争端、签订贸易协议的谈判进展艰难，尽管特朗普和习近平2019年6月在大阪会晤发出了愿意继续对话的信号，但是这场大国之间的经济争霸赛何去何从，仍然是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