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新华社2008年6月的一则报道称，汶川大地震造成四川省部分监狱的监管设施受到严重破坏，2400多名服刑人员被转移到户外。由于面临余震危险，省司法厅、监狱管理局及武警部队立即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了一次服刑人员紧急大转移。
十二年时间过去了，四川多地普通民众羡慕起当年的服刑人员。包括人口超过两千万的成都在内，四川多地政府以防疫为名，将全体民众囚禁在家里。早有人比较过，“静态管理”或者“原则居家”之下的普通民众，很多方面的待遇远不如监狱囚犯。比如，囚犯们有机会放风，参加集体活动。更重要的是，他们好歹还有饭吃，生病了还能就医。而“以疫代牢”的民众连家门都不能出，很多人在饥饿中度日如年，还有不少人在病痛中得不到救治悲惨离世。
讽刺的是，政府囚禁亿万民众的理由，是“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很多人都困惑于“人民群众”到底是谁，显然跟自己无关。
2022年9月5日，四川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至少82人死亡，另有35人失联、至少270人受伤。成都等多地震感强烈，但是官方却不允许他们逃生，防疫人员将下楼躲避的民众赶回家中，并封闭紧急通道。赶赴地震现场救援的消防队员，也被官方要求“先核酸后救援”。人们似乎忘了，就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全国人民都在讨论“72小时黄金时间”，敦促现场进行争分夺秒的救援行动。
上海解封：“很多东西都像没有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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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清零”与麻雀“清零”
今天的疫情“清零”让人想到半个世纪之前的麻雀“清零”，都是一种非理性的、有辱人类智商和尊严的政治运动。
1958年，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说：“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国务院随即下达“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于是，各地除“四害”的活动风起云涌。为了抓麻雀，学生停课了，工人上街了，教授上房顶了，农民上山了，军队拿出了枪炮。这一年的4月19日，北京进行了全市抓麻雀总动员，300万人热烈响应。锣鼓喧天，彩旗飘扬，鞭炮齐鸣。
今天，在官方的宣传里，人民群众欢欣鼓舞捅鼻孔，唱着歌捅鼻孔，跳着舞蹈捅鼻孔，在瓢泼大雨中排队捅鼻孔，在地震现场见死不救捅鼻孔……不用等到多年以后回忆，现在我们就知道这种小丑化的防疫政策何其荒谬。
这两种运动都是“杠精”行为，麻雀不可能清零，病毒也不可能清零。
在我看来，更重要的区别是，当年中共建政初期，洗脑和恐吓还没有全面展开，不少学者勇敢地提出反对意见。生物学家郑作新教授解剖了大量麻雀，发现麻雀的食物中虫子占95%。他得出结论说：麻雀有许多益处，不应一律加害。1959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张劲夫写了一份“关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称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说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
今天的中国，并非专家们不知道人人排队捅鼻孔的荒谬，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人正式发表反对意见。
被捅的不只是鼻孔，被禁锢的不只是身体。
本文作者长平图像来源: Imago/epd 政治斗争与反人类罪
三个月前，中国国家卫健委要求，“没有疫情发生，也没有输入风险的地区，查验核酸不应成为一种常态”。三个月后的9月8日，同一个国家卫健委又要求，对于没有发生疫情的地区，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这种出尔反尔的言行，国家卫健委没有给出科学和医学的解释。显然，查验核酸不是基于科学，也不是基于疫情，
在中国政府眼里，防疫、抗疫不是一个卫生和医学问题，而是一场政治斗争，是制度之争、文明之争。在这种政治化的操作中，中国的疫情防控成为一个笑话。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事情的严重性远远超过笑话。以政治挂帅的“疫情”为名，将没有任何犯罪指控的民众囚禁起来，甚至用铁栅栏、电焊封锁他们的住宅，地震来了都不让逃生，是骇人听闻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由于这种行为规模巨大，不是孤立或偶发的事件，而是出于政府的政策，或是实施了一系列被政府允许的暴行，即针对人性尊严极其严重的侵犯与凌辱的众多行为——这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中对“反人类罪”的定义。
两年多来，新冠疫情以及“清零”政策给中国社会带来不同的问题，例如，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上升、民众出行不便等。近期更传出新冠康复者求职被歧视的情况。
图像来源: REUTERS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今年4月发布的报告，继2021年中国经济出现复苏后，2022年和2023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放缓。原因是中国国内需求低迷的情况仍未改善。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20日对中国今年的增长预期进一步下调至4.4%。这个数字远低于年初北京设下的5.5%目标。下调主因是中国抗疫采取强硬的清零政策、广泛封控影响经济活动，加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加剧了对中国经济的压力。
近日一篇题为“我躲在上海虹桥的卫生间，不知道去哪”的文章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文章内容讲述了一名新冠康复者求职碰壁，被发现住在上海虹桥车站厕所卫生间，她表示“现在招工都不要感染过阳性的人”。对此，上海市政府表示也关注到相关情况，并指出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呼吁对新冠康复者给予更多的关心，“不能给他们贴标签，不在他们的工作生活中设槛，不能让他们生活在不该有的阴影下。”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6月中发布的最新经济指标数据，疫情冲击对就业的不利影响仍然持续。从总体失业率来看，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9%，16-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是18.4%，比4月上升了0.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今年中国大学应届毕业生达1076万人，比2021年多出167万人，规模和增幅皆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国家统计局已表示，随着毕业生投入就业市场，可能进一步加重就业压力。
在北京以“动态清零”为原则的防疫政策之下，中国希望最大程度地减少境外输入感染病例的风险，因此一直采取严格的出入境管理限制，旅客入境后还必须接受严格的隔离。而在中国境内，一旦发现确诊案例，就会立即实施大规模核酸检测和封控。外界预测，健康码和常态化核酸检测将成为中国大城市的防疫日常。
上海等城市曾经经历长达数周的隔离，不仅让许多居民面临收入损失、家庭分离，吃饭难、看病难也是让人发愁的问题。在疫情严控之下，民众抱怨民生物资匮乏，快递物流人力运力不足导致配送不及时，而民众看病就医的渠道也受到种种限制。西安封城期间，曾发生过孕妇因核酸检测有效期超时而在医院外等待过久不幸流产、心梗患者因无核酸检测被拒诊而不治身亡的事件。
中国在防疫期间引入“健康码“措施。对于各地居民来说，健康码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另一张身份证，只要健康码变成红色，通常就意味着相关人员感染新冠病毒或者是密切接触者，出行自由就要受到限制。日前在河南则发生了“天降红码”的状况。今年4月，一些村镇银行的储户发现无法使用网上业务，他们向监管机构提出投诉，要求取出自己的存款，但是始终未能获得答复。储户于是前往河南村镇银行取钱，却发现自己的健康码变红，从而被强制隔离或者限制出行，但他们的核酸检测都显示阴性。这起事件在网上引起热议，人们开始质疑，原本用于防疫的大数据是否遭到滥用，甚至成为“维稳”的工具。
在过去两年半的疫情中，中国进一步缩紧对社会的管控。近日在天津市，有部分民众因为未按时参加核酸筛查，被以逃避核酸检测为由列入“失信名单”。旅美的中国人权律师滕彪认为，中国政府利用高科技与其他现代有效监控的技术，对公民社会进行全面的监视与控制，而在疫情期间，中国政府也累积了更多控制社会流动的经验，可以预期的是，即便疫情结束，这套防疫措施也会持续。
上海封城后，来自英文run的“润”一词成为中国的网络流行词。除了许多在上海的外国人在解封后逃离上海，连曾为中国的新冠防疫政策叫好的中国经济学家郎咸平也被指已举家从上海迁到香港。彭博社援引投资移民谘询公司Henley & Partners估计，由于严苛抗疫加上经济放缓，约有1万名中国富人正寻求离开中国。若他们移民成功，将从中国带走480亿美元。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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