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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观察:正在消失的民间脱口秀表演

长平
2023年3月3日

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中国民间的政治“脱口秀”反而失去舞台。时评作家长平认为,原因之一是习近平新时代不再需要否定毛泽东来获得掌权的正当性。

时评人长平指出,在毕福剑“辱毛”事件前的二三十年里,中国各地餐桌上和聚会活动里讲领导人的政治笑话是家常便饭。而如今,这种民间的政治“脱口秀”失去了舞台
时评人长平指出,在毕福剑“辱毛”事件前的二三十年里,中国各地餐桌上和聚会活动里讲领导人的政治笑话是家常便饭。而如今,这种民间的政治“脱口秀”失去了舞台图像来源: Fotolia/Eduard Härkönen

(德国之声中文网)1943年8月,德国神甫约瑟夫·米勒(Joseph Müller)去看望一位重病患者。为了缓解这位病人的痛苦,米勒神甫给他讲了一个刚刚听来的政治笑话——

一个受伤的士兵弥留之际叫来护士说:“我作为士兵死去,我想知道是为谁献出生命的。”护士答:“你是为元首和人民而死的。”士兵问:“那么元首能够来到我的床边吗?”护士答:“不,这不能,但是我可以给你拿一幅元首的画像来。”士兵请她将画像放在他的右边。接着,士兵又说:“我是属于空军的。”于是护士拿来帝国元帅戈林的画像,放在他的左边。士兵说:“现在,我可以像耶稣那样死去了。”

病人的儿子在一旁听了这个笑话。他没有笑。他心里装着的不是父亲的病痛,而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他不能容忍这样的“辱德”梗,立即到地方党组织负责人那里进行了举报。米勒神甫被盖世太保“喝茶”,随后遭到逮捕和审判,于1944年9月被法庭以“对国家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瓦解人民的斗志”为理由判处死刑。

根据德国导演鲁道夫·赫尔佐克(Werner Herzog)在《希特勒万岁,猪死了》一书的记载,这不过是十年前一个笑话更加隐晦的翻版。1933年的那个笑话是这样的——

学校里挂着总理希特勒和部长戈林的画像。在两幅画之间有些空位。老师问:“空位可以做什么用?”一个孩子站起来回答:“我们可以在当中挂耶稣的像,因为他当年就是被吊在两个罪犯当中的。”

这个笑话也曾被盖世太保盯上,也被告上法庭,但是最终被当作小事一桩处理了。

延伸阅读——长平观察:那些“自毁人生”的脱口秀演员们

“这是为革命牺牲的最年轻的同志啊”

本文作者、时事评论作家长平图像来源: Imago/epd

大约是2000年的一天,一位算得上是中国最知名的摄影记者前来《南方周末》编辑部做客,我们请他在报社旁边一家餐厅吃午饭。原本计划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商谈,但是这位记者从头到尾一直在讲领导人的政治笑话。他连讲带唱,十分精彩。饭后,我们打车送他回酒店。上车后,他意犹未尽,竟然对出租车司机说:“师傅,您开车辛苦了,我给您讲讲笑话吧。”

2015年,时任中国央视主持人的毕福剑在餐桌上唱评《智取威虎山》,讽刺中共发家历史并“辱毛”。视频在网上流出之后,官媒发表批判文章,毕福剑失去央视工作。事实上,在此之前的二三十年里,中国各地餐桌上和聚会活动里,讲领导人的政治笑话是家常便饭。

在这些政治笑话中,中共领导人都口音各异,个性鲜明。李鹏又蠢又坏,江泽民虚伪滑稽,邓小平狡猾务实,朱德老实巴交,周恩来愚忠护主,但是故事的主角常常是毛泽东,他残暴、淫乱、多疑和伪善,而且时刻不忘愚民宣传。有一个笑话是这样的——

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强奸怀孕的妇女,导致其当场流产。他叫来宣传干事,表情凝重,指着地上的一滩血,用湖南口音沉痛地说:“这是为革命牺牲的最年轻的同志啊。这笔帐——要算在蒋介石的头上!”

中共塑造的英雄人物,刘胡兰、黄继光、董存瑞和雷锋等人的形象和事迹都遭到无情的嘲讽,其中混杂着窥淫心态、性别歧视和地域歧视。例如,毛泽东时代,政治宣传中经常出现“做毛主席的好孩子”这样的话语。因此,有这样一个笑话——

在一次英雄表彰大会上,某位烈士的母亲被邀请上台发言。这位母亲径直走向坐在主席台的毛泽东,扑通跪下说:“主席啊,他不只是我的孩子,也是你的孩子啊!”毛泽东皱眉沉思了一会儿,问坐在旁边的周恩来:“恩来啊,长征经过XX(烈士的家乡)了吗?”

“红色旅游”中的“脱口秀”表演

有研究指出,举世闻名的苏联政治笑话主要出产于19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后期,时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推动政治改革,苏联社会各方面开始松动。同样的道理,中国政治笑话产生和传播的时代背景是,在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叶剑英等人以宫廷政变的方式夺取了政权,以改革开放为名对毛时代进行部分否定。虽然邓小平本人也在这些笑话中“躺枪”,但是相比之下,他的形象不算太差。

当时,嘲讽毛泽东如此盛行,以致湖南韶山的“红色旅游”路线的导游们,全都热衷于讲政治笑话。旅游中巴和大巴成为一个个“脱口秀”舞台,导游们都是优秀的政治“脱口秀”演员。

宣传部曾经下过禁令,禁止“红色旅游”地的导游们讲有关领导人的政治笑话。但是这些禁令效力不彰,导游们往往只是暂时沉默,很快又活跃起来,一直到习近平时代。

毕福剑的餐桌“辱毛”事件,就发生在新时代初期。在这个时代,领导人不再需要否定毛泽东来获得掌权的正当性。恰恰相反,习近平提出了“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要求。国家宣传机器严格控制的舆论中,“毛左”势力越来越大,政治笑话逐渐退场。

米勒神甫隐晦地重复十年前被从轻发落的一个笑话,引来杀身之祸,也是因为时代发生了变化:随着战争的进展,纳粹党变得越来越专制和残暴。

时评人长平指出,在中国日益严酷的政治环境下,政治笑话讲不出来,讲了也笑不出来图像来源: Britta Pedersen/dpa/picture alliance

举报不会唱国歌的男友

习近平吃“庆丰”包子、背书单、念错别字,为民间笑话创作提出了丰富的素材。例如,一个笑话说道——

在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兴致勃勃地说:“同志们都说我那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写得好,哪天给我弄一套,我也读一读。”

不过,我怀疑这个笑话出自境外。在中国,日益严酷的政治环境,愈发精确的监控技术,让政治笑话讲不出来,讲了也笑不出来。

社交媒体的普及,原本意味着民间“脱口秀”多了一些舞台和传播渠道。事实上,它们成为互相监督和举报的工具。如果有人在微信群里发一个“辱包”笑话,不用等到“盖世太保”登门,立即就有人谴责:你不想活别人还想活,不要给大家惹麻烦!请群主赶紧踢出去。

正如苏联时期的一个笑话所讲——

有人问:共产主义社会还有警察吗?得到的回答是:没有,到了那个时候,人民已经学会了自己逮捕自己。

“自我逮捕”的理由,都不用等到讲政治笑话,连国歌唱不利索都可能遭到举报了。例如,近日一条来自小红书的热门贴文显示:某女生因男友不会唱国歌而怀疑对方是间谍,拨打了12339(国安机关举报电话)进行举报。

女生的最新贴文说:“叔叔告诉我,不会唱国歌不能作为判定间谍的依据,之前举报成功的小姐姐应该是还找到了其他东西佐证。所以没事啦!但是我以后也会多多关注一下我男朋友的行为的(不会唱国歌,在我看来真的很离谱)。”

作者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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