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从新疆到上海、从北京到海南，从高校学生到广大市民，从悼念逝者到政治诉求，1989年之后最大规模的一场全国抗议活动——白纸运动，又称“白纸革命”或者“A4革命”（#A4Revolution），几乎在一夜之间出现，举世为之震惊。在此之前，中共以疫情防控为名，以现代数码监控技术和传统的发动群众、株连九族等压制手段相结合，让中国社会处于前所未有的严密控制之下，很多人因此对人类自由的前景感到绝望。

首先控制的是媒体和思想。因此，外界能听到的，大多是被党国宣传话术以及被这些话术左右的声音。这些声音所描述的中国人，跟别的地球人不一样，他们不喜欢自由，喜欢被一个伟大领袖统治者。然而，只要有一点发声的机会，这些谎言就会被不攻自破。

继北京四通桥抗议之后，这一次在通常被认为政治上保守的上海，抗议者喊出了“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的口号。北京、成都等地的抗议者也高喊“不要皇帝要民主”、“人民万岁，逝者安息”、“民主法治，表达自由”、“为了新疆，为了我们，我们不应沉默”、“要言论自由，要记住历史，要人权”……而四通桥抗议勇士彭立发的口号“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更是在全国各地响起。

统治者当然知道，这些声音在中国一直存在，一刻也不曾消亡。因此他们还有一套话术，称这些想法和行动都是“境外势力”的渗透。“境外势力”的全称是“境外敌对势力”或者“境外反华势力”，实际上是指对中共统治不利的境外关系或者观念。“勾结境外势力”是一顶让人心惊胆寒的大帽子，在道德上是“背叛生你养你的祖国”，在法律上可能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因此，“五毛”（指直接或者间接为中共宣传机器工作的人）打手们攻击异议人士最得心应手的一招就是查找他们和境外发生联系的蛛丝马迹。

“每个代表发给路费百元”

11月27日，在北京的一个抗议现场，一位戴着黑口罩的男子说：“我刚刚收到消息，现在，在我们的群众当中，有境外反华势力，在我们的周围。”对于已经站出来的民众来说，他的话失去了恐吓的威力，而是引发了众怒。一位市民回应他：“你说的境外势力，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吗？”另一位市民质问道：“请问新疆的火是境外势力放的吗？请问贵州的大巴是境外势力推翻的吗？”还有一位市民高喊：“我们连网都上不到国外的，我们哪来的境外势力呀？”

这段视频在社交媒体广为流传，因为它痛快淋漓地回击了中共关于“境外势力”的谎言，而且指出中共自己才是真正的依靠“境外势力”的支持颠覆国家政权的政治团伙。

有网民还截屏了中共官网的党史介绍，其中记载，中共一大“定计划，提供经费，完全是出于马林（荷兰人，莫斯科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一手筹划的”，“约在7月初发出举行代表大会的通知，以地区为单位，每个地区派代表二人出席会议，每个代表发给路费百元”； “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而在很多情况下，共产国际提供给各国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驻外工作人员的不是现金纸币，而是贵重的珠宝、钻石，有时候甚至是鸦片”。

我之所以抄录这些记录，是因为如果类似的证据落到今天的“五毛”打手手里，他们一定会兴奋地用大号红字写下（勾结境外势力的）“实锤”，外加至少三个感叹号。

其实，中共不仅在建党和颠覆政权的过程中勾结境外势力，在夺取政权之后“输出革命”或者“改革开放”，也从来都离不开境外势力。引进外资和西方的市场经济，加入世贸组织（WTO），以及今天的“电子镣铐”（健康码等数码监控系统），中共在“文革”灾难和“六四”屠杀之后维持政权的关键因素。这些境外势力在很多时候，也被贴上“敌对”或者“反华”的标签。

“我们是境外势力！”

“我们是中国人，不是境外势力”的申辩非常必要，因为中国也有自己的主体性，也是渴望民主自由的正常人类。与此同时，在这场运动中，我也非常高兴地听到很多在海外声援的留学生或者外国人士高喊：“我们是境外势力！我们要求习近平下台！”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谁都离不开境外势力。对境外势力的指控，是中共宣传的一种话语圈套。中共的罪恶，并不在于它接受共产国际的资助，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甚至明火执仗地建立一个接受境外势力操控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而在于它利用境外势力的政治观念——民主、自由和人权——作为宣传号令，得到人民的支持，夺取政权之后却反其道而行之，建立了更加专制的独裁政权。

白纸运动有没有受境外势力的影响？当然有。首先，这场运动表达形式——手持空白纸张——就来自一个苏联笑话：话说当年，有人在莫斯科红场散发空白传单，被克格勃逮捕。被捕者辩称：这只是白纸而已。克格勃说：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2020年，这个笑话在香港成为现实：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抗争者手持空白纸张静默伫立，同样遭到警察的驱赶和拘捕。

“11.24”乌鲁木齐大火之后，11月26日，南京传媒学院有两名学生手举白纸在校园内长时间站立，引发了悼念火灾遇难者、抗议中共“清零”防疫政策的学生聚集活动，拉开了迅速燃遍全国的白纸运动的序幕。当时，学校领导或老师走过来拿走了一位女生手中的白纸，但是那位女生仍然以不变的手势静默伫立，赋予了白纸运动更多的含义——即便连白纸都没有，透过空气也能表达民众的抗议。

其次，白纸运动抗议“清零”防疫政策，显然是受“境外势力”影响。受了三年“牢狱之灾”的中国人发现：“奥密克戎，离开了祖国你什么都不是！”——国外早已经逐步恢复了正常生活，卡塔尔世界杯比赛现场竟然万人聚会不戴口罩。由于中共宣传将“动态清零”和“与病毒共存”视为在本质上是“制度之争、国力之争、治理能力之争，甚至是文明之争”，那么后者显然也是中共政治上的“敌对势力”了。

更不用说，抗议民众也发现了“清零”防疫政策尤其是作为“电子镣铐”的健康码，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并非出自“抗疫的理念之争、策略之争、方法之争”，而是专制政治的统治方式。因此，他们旗帜鲜明地喊出了“境外敌对势力”时常鼓动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口号。

再次，白纸运动发生之前，北京四通桥抗议已经得到以中国留学生为主的“境外势力”全球声援；运动发生之后，不仅全球各地留学生的声援升级，而且包括德国、美国、英国在内的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人或者政治团体纷纷发声，要求中共政府尊重人权、科学防疫、释放抗议者。

事实上，当下被中国政府阻止在国门之外的最大“境外势力”之一，乃是被广泛证明有效性较高的西方mRNA疫苗。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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