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14岁以上的德国人业余时间作义工，这相当于2300万人。其中一个是我的退休同事莫妮卡-罗穆勒。从半年前开始，她每周一下午去波恩的"餐桌"工作5个小时，不收取任何报酬。

"餐桌"是遍布全德的救助组织。波恩"餐桌"目前拥有义工106人。负责人彼得-洛索夫说："我们的口号是在'过多'和'过少'之间建立一座桥梁。"每天上午，"餐桌"义工去面包店和超市收集头天烘烤的面包和因即将过期而不再出售的食品，下午将这些食品整理分类，并发给贫穷的波恩市民。德国的900多"餐桌"就这样定期为150万人提供蔬菜、水果和其他食品。

德国人的助人为乐在难民危机期间表现尤为明显。没有那几十万的志愿者，一年接纳一百万难民是根本不可能的。

"自私"的德国人怎么会那么无私？

我不能不承认，德国人的公共精神曾经使我感到诧异。每个来德国的中国人大概都对德国人在金钱上的泾渭分明表示过不解。朋友聚餐一律AA制不说，亲兄弟之间借钱都开不了口。有的夫妻结婚时就财产分家，谁也别占谁的便宜。在中国人眼里如此"自私"的德国人怎么可能为陌生人无私奉献呢？德国人还真做得出来，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两者并不矛盾 - 一方面是每个成年人都应对自己的生活承担责任，另一方面是每个公民都应具备的公共精神。

中国的情况似乎正相反。那里的富人不仅对自己的至亲负责，七姑八大姨的都可以跟着沾光。尽管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健全，尽管贫富差距仍在加大，但迄今中国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这也要归功于中国人传统上对家庭的忠诚和责任感。

投身公益事业的中国人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却微不足道。德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海贝勒认为中国人公益心不足是有社会历史原因的。数千年间，在中国占主导的是家庭自私的观念。对中国人来说，他所在的社会团体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

这个社会团体，可能是家庭，也可能是整个村子。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村与村之间必须合作经营，才能保障大家的生存。德国上世纪上半叶著名汉学家埃尔克斯认为，大规模的灌溉是中国人产生集体意识的原因："集体劳动多少限制了个人的好恶。集体利益不受影响的前提缩小了个人发展的空间。"因此，与欧洲人相比，中国人的集体意识更强，但这只是与他们自身利益相关的集体，而家庭可以说是最小的集体。对集体之外的陌生人的命运，中国人往往漠不关心。

基督教的仁慈思想根深蒂固

在海贝勒看来，德国人对陌生人的关怀也与基督教传统有关。圣马丁和圣尼古拉斯的故事都在鼓励人们学会分享。对祖先的祭拜是中国人的替代性宗教。中国人对自我的要求是对得起祖宗。海贝勒认为，孔子的儒学也不主张为他人献身："为他人冒生命危险的人不是好儿子。"孝子的任务是赡养自己的父母。

在海贝勒看来，国民的生活水平也影响到其公共精神。个人温饱还没有着落的一般没有献身公益的闲情逸致。孟子在两千多年就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有志兼济天下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过去几年里，非营利的组织和基金会如雨后春笋。不过，中国公益事业的规模无法与德国相比。单单在www.hilfsorganisationen.de 上登记的救助组织就有五千多家。"德国医生"是其中的一个。该组织每年派三百多名志愿医生参加菲律宾、印度、孟加拉、肯尼亚和塞拉利昂的8个常设项目。在科隆开诊所的医生汉斯-皮佩尔已经两度"援外"。为此，他牺牲6个星期的年假，每天乘吉普在菲律宾棉兰老岛上挨村设诊，一天接待两百名左右的病人，晚上搭蚊帐，打地铺。靠这种流动诊所，"德国医生"每年为上百万穷苦人民提供无偿的医疗服务。

奉献的乐趣

"除了帮助别人以外，我还能体验到旅游者根本不可能有的经历"，皮佩尔医生说："比如中午和村里的人们一起吃饭，手脚并用地交流，接受病人们的感谢，这一切都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此外，在筹备和"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他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同事，这也丰富了他的人生。因此，他在6个星期之后身体虽然疲惫不堪，但同时又精神百倍。

我的退休同事莫妮卡也在波恩的"餐桌"如鱼得水："帮助别人的感觉真好。"皮佩尔医生甚至认为公益工作会使人上瘾，他迄今还没有找到解药。

作者简介：张丹红出生于北京，在德国生活二十多年。她把对德国社会的观察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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