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人喜欢鸟。提到鸟，我们的脑海里都会闪现中国老人一大早提着鸟笼遛弯儿的情景。不过事关鸟类名字和发音的时候，中国人就变得十分苛刻了。偏偏与鸟有关的字那么多，那么复杂和少见，比如鹪(jiao)、鹬(yu)、鹫(jiu)、鸜(qu) 等等。

上周在中国成为谈资的是鸿鹄。据说公元前三世纪初，一名叫陈胜的农民在耕地时突然对同伴们说：日后如果谁发了，可不要忘记今天在一起的穷哥们儿。陈胜得到的是讥讽的目光。他不禁谈了口气："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这之后不久，陈胜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再不久，中国统一后的第一个朝代秦朝覆灭。历史学家司马迁把这段故事记录了下来，由此产生了"鸿鹄之志"的成语。5月4日，在北京大学成立120周年的庆祝活动上，校长林建华鼓励大家拥有鸿鹄志。如果他不把"鹄"念错，那么庆祝活动应当很圆满。可林先生偏偏把"hu"念成了"hao"，在成千上万中国人看来脸面丢尽，甚至有人要求他下台。

在批评者看来，鸿鹄之志的故事早就被收进了中学课本，但凡有点儿文化的中国人就应当知道这个字的读音，况且是上世纪培育了众多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北京大学的校长。

说心里话，我很同情这位林校长。当他上中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正搞得如火如荼。当时的学生即使上课的话，也是学几篇毛泽东的讲话。更何况林先生的专业是化学。当然这不能成为基础文化素养欠缺的借口。问题只是：7000汉字，4000成语，需要准确掌握多少算是没有欠缺呢？更可恶的是不少成语里的字是多音字，比如人才济济（第三声），令人发（第四声）指，等等。谁想显示一下自己有学问，肚子里的成语多，应当事先把准确读音搞清楚，否则会适得其反。

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中国领导人轻易不即席讲话。假如我在中国从政，讲话之前我会借助字典把讲稿中所有字的读音搞定，之后死抱住讲稿不放。

假如哪位德国政治家读我的文章，那么最迟到现在他应当知道自己有多么幸运。他不用学习7000个汉字，4000个成语以及其他上千的俗语和歇后语，他只需记住26个字母及其一些排列组合。读"图片报"只需掌握400个单词，后面加上个零就具备了当演说家的词汇量。当然还有烦人的定冠词和一些语法规则。

德国政治家是否珍惜他们的这份幸运呢？看不出来。他们对语法毫不在意，说错了意识不到，整天展开吹气泡的竞赛。北威州社民党那个为自己的教育政策摇旗呐喊的推文我们还记忆犹新：„7200 Lehrer mehr seid 2011!" （2011年以来增设了7200个教师位置）作者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把seit写成了seid。差不多每隔一天就有一位政治家犯同样的语法错误：„Ich bin das gewöhnt." （对此我已经习惯了）在中国学德语的同学写出这样的句子会被扣分。应当是"an etwas gewöhnt sein"或者"etwas gewohnt sein"。制定规则难道不是要遵守吗？至少这是我在德国学到的。不过也许这是老黄历了，也许现在制定规则是为了把它们摆放在橱窗里。如果没有人注意到它们，没关系，约定俗成的也可以成规则。这就是杜登书写规则往往接受两种可能（一种是一直正确的，一种是过去错误的）的原因。

不知道为什么只有我对这类错误如此敏感。再举一个总理讲错话的例子。那是2015年初，默克尔在联邦议院严肃地说："排犹是我们国家和公民的义务。"（她的意思当然是"反排犹"）我当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而在场的议员们却面无表情。他们真的在听吗？

讲空话的例子我就不用列举了，每天我们都被这些假大空包围。前总统魏茨泽克优美的德语和前总理施密特锋利的口才似乎已经成为绝唱。北大校长林建华的讲话也是空话连篇，但至少中国人还执着地维护一个纯正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