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是德国20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是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二战以后西方知识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2003年9月11日是特奥多尔.阿多诺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德国文化界发起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阿多诺也成了媒体的热门话题。法兰克福市早在一年前就开始筹备各种活动，以纪念这座城市贡献给世界的伟大儿子。在中国，阿多诺的名字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自八十年代初开始为年轻一代的中国人文与社会学者所熟悉。因此，阿多诺诞辰100周年诞辰的日子在中国也不是悄然而过，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南京大学共同举办一次阿多诺学术问题研讨会。德国阿多诺研究专家米勒多姆教授将应邀出席研讨会。应北京大学哲学系之邀，米勒多姆还将在北京大学做专题学术报告。米勒多姆的阿多诺传记中文译本也将出版。

阿多诺简历

从出生到大学毕业，阿多诺一直生活在法兰克福。阿多诺的父亲是一位犹太裔葡萄酒商，母亲是意大利人，是一位歌剧演员。阿多诺不但继承了母亲的姓，也继承了她的音乐细胞。1921年，阿多诺进入法兰克福的歌德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音乐学。当时的大学学时短，1924年时他已经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1925年，阿多诺到维也纳学习作曲。1927年，阿多诺曾试图在著名心理学家汉斯－科内琉斯那里获得大学授课资格，但是没有获得成功。

1931年，阿多诺在著名神学家和哲学家保罗－蒂利希那里以一篇研究基尔凯郭尔的论文终于获得大学任教资格，并进入法兰克福大学任教。在法兰克福任教期间，阿多诺与著名的法兰克福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所长霍克海默等人建立了个人友谊。1933年，因为父亲是犹太人，阿多诺被禁止授课。

1934年，阿多诺移民到英国，在牛津大学既做学生又当教师。在此期间，他一有可能就赶回德国，为的是看望他的恋人－女化学博士格蕾特尔.加普卢斯。1938年，阿多诺受到已经移民美国的霍克海默的邀请，加盟同样“移民”到美国的法兰克福社会科学研究所。在美国的11年期间，阿多诺先后教音乐于美国普林斯顿(1938-1941)，教社会哲学于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1941-1948)。1947年，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加州联合写就“启蒙的辩证法”一书。

1949年，阿多诺结束美国流亡生涯，回到他的德国家乡法兰克福，在法兰克福大学先后教授哲学和社会学。1958年，阿多诺接替霍克海默出任法兰克福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1969年，阿多诺逝世。

阿多诺的主要著作有：启蒙的辩证法(1947)、最低的道德：对被损害的生活的反思(1951)、否定的辩证法(1966)、美学理论(1970，去世后出版)

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

阿多诺是以哲学家的身份闻名于世的，但他其实还是一位艺术家和音乐理论家。阿多诺本来最想做一名音乐家，他系统学习过作曲和演奏钢琴，音乐素养深厚，在获得法兰克福教职前曾靠为奥地利和德国的权威专业音乐杂志写音乐评论养活自己。阿多诺的一些著作如“音乐的社会地位”(1932)、“论爵士乐”和“新音乐的哲学”(1949)是音乐社会学的经典著作。

音乐作为爱好与社会科学作为专业相结合的结果就是阿多诺更关注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在美国期间，阿多诺亲身经历了大众文化的兴起，流行音乐和大众传媒成为了阿多诺的思考对象，他提出的“文化工业”概念已经成为了当代西方文化批评理论中的一个经典概念。

“文化工业”指的是大众传播或批量化规格化生产的文化。“文化工业”的典型产品就是流行音乐。阿多诺认为流行音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音乐上的体现，它有着“资本主义行业体系标准化”的基本特征，“反映并强化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消费者日益败坏的品味。”阿多诺认为，欣赏流行音乐不属于正常的审美活动，流行音乐满足的不是人们的审美需求，而是一种消费需求，这种需求是被动的，因为它受到商业上的操纵与刺激。阿多诺认为，艺术作品要反映社会的真实和创作者的个性，而作为文化工业控制的流行音乐既没有社会真实性，也缺乏个性。

其实，阿多诺眼中的“文化工业”不是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特产，集权制度下的大众宣传也可落入这一范畴。“文化工业”产品体现的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垄断性权力，大众是纯粹被动的文化消费者，是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控制的社会成员，他们成为了控制、欺骗与算计的对象，他们被淹没在文化商品潮中，无法成为文化的主体。在阿多诺眼中，受垄断资本控制的“文化工业”与纳粹或斯大林制度下的宣传机器都是一种集权工具，它能控制社会的每一个范畴，只不过在资本主义文化市场中，大众有了一种虚假的自由选择权，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流行歌曲排行榜，它看似个人自由选择的民主结果，其实是音乐工业的一种推销手段。

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开法兰克福学派大众传媒批判的先河，如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文化工业”和大众传媒对社会与文化的控制已经早已是现代化工业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其实，西方民主国家大众传媒的控制力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和文化领域，而是早已渗透到公共空间，德国总理施罗德被称为“媒体总理”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专门研究媒体与政治关系的托马斯.迈尔教授说，德国的政治讨论正在从议会转移到电视脱口秀中。

阿多诺是“左派”吗？

阿多诺的名字代表了“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和西方“新左派”。由于以阿多诺、马尔库塞和霍克海默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也包括纳粹和斯大林式的集权制度)的激烈批判，他们被视为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席卷欧美的学生反叛运动的精神领袖，但这实际上是对包括阿多诺在内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误读”。阿多诺曾说：“我只是提出了一种理论的思维模式，我怎么知道有些人要用‘莫洛托夫鸡尾酒’来实现它！”(‘莫洛托夫鸡尾酒’是主张暴力的激进学生发明的以苏联政治家莫洛托夫命名的土造“手榴弹”)

“法兰克福学派”产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德国，它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因为这一派的学者大多曾经是法兰克福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成员，他们就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被称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因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承传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如果说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对象是早期的资本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对象则是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从马克思那里继承了重要的“异化”概念，但是他们的“异化”已经不仅仅是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异化，而是指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最普遍现象，表现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就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全面异化。

用阿多诺的术语来说，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征服自然与征服人类的辩证过程，人类对自然所做了什么，最终也会对自己这么做，人类征服自然的结果并不是自我解放，而是人类征服了自己。这种启蒙观与十八世纪的启蒙观正好相反，因为那时的启蒙者相信，人类通过理性工具征服自然并最终解放自己。这就是阿多诺的“启蒙的辩证法”。

虽然“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大学者哈贝马斯清晰地论证了阿多诺这一辩证法的“在哲学上无法解决的”误区，但是阿多诺的这一观点在“法兰克福学派”70年代解体后却仍然有着现实意义。基因科学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科学理性使人成了一种可以技术控制的物体，人的个性被减少到一组基因编码，“知识就是力量”，这种力量不但征服了自然，也最终征服了自己，理性成为了一种“全面控制”的工具。

由于本人作为犹太人的经历，阿多诺一生中的最大敌人就是纳粹主义，虽然他本人由于及时流亡美国而幸免于难。阿多诺的一句著名的格言就是“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德国当代最杰出的作家君特.格拉斯对此极为认同，并发挥说，如果奥斯维辛之后不能写诗，那作家的使命就是通过自己的创作告诫人们如何避免奥斯维辛的悲剧。

阿多诺虽然是二战后西方知识界中“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但他的激进绝不是表现在意识形态上，而是表现在社会批判理论的不妥协上。六八年学运期间，阿多诺等人理论中反官僚化和技术化的观点深受学生和左派知识分子的欢迎，而他本人则对学生运动持既同情又怀疑的态度。阿多诺坚决反对学运中的暴力倾向，当造反的学生终于冲击占领了他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时，他终于打电话叫来了警察。在一次课堂讨论中，三名女学生脱光上身对他这位“反革命”教授进行了一番“乳房攻击”，阿多诺当时眼中充满了泪水，他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学者，他没有想到受到这样的冲击，而他在精神世界上实际上比这些学生更富有反叛和批判精神。

1969年，阿多诺在瑞士度假时因心肌梗塞突然去世。他的学生萨弗兰说，阿多诺虽然不是因为学生的冲击而死，但是说68年的学运伤了他的心却绝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