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两年前，2023年夏天，中国青年失业率达到创纪录的21%以上，之后，国家统计局暂停公布新的数字。直到2023年底，调整了统计方法后，才重新发布青年失业率：当年12月的数字是14.9%。
而如今，青年失业率再次攀升，则显示中国经济危机持续。许多年轻人对未来感到忧虑。
在工业城市唐山的一所大学，学生们正赶去上下午的课。这所河北高校不算名牌大学。因此，大多数学生对就业前景感到不太有把握。
22岁的张晓娜（音译）就读通信工程大三。她说：“我觉得找工作不会容易。即便找到了，肯定也不是理想中的，比如工资低、工作时间长、工作条件差。我的学历可能不够好，我只有本科。唐山的大学也不是名牌大学。”
但即便名牌大学，如今找到好工作也并非易事。大学毕业生送外卖的消息更是屡见不鲜。还有人离开城市，返回老家农村，与父母同住。
就业难的中国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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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中旬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付凌晖努力传递乐观情绪。他说，中国经济总体运行平稳。
这位发言人提到8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其中30-59岁城镇失业率是3.9%，外来农民工城镇失业率是4.7%。
这听上去颇为稳健。但如果仔细查看统计数字，会发现，8月16-24岁城镇调查失业率已攀升至18.9%。
高校毕业生创新高、经济转型、新冠清零政策影响持续
柏林智库墨卡托中国中心（Merics）分析师德林豪森（Katja Drinhausen）表示：“年轻人失业率如此之高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今年大学毕业生人数的确创纪录地高，他们直接涌向就业市场。”
“不过，这一数字当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政府必须应对的。一是经济转型以及自动化给就业市场带来的影响，许多行业都在进行现代化革新，一些领域在发生变迁。此外，尽管新冠清零政策已过去数年，经济仍受重创，民营企业投资、新增就业的积极性也有限。”
此外，德林豪森指出，与美国的贸易争端也是影响因素之一。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以及对中国企业实施其它限制，也导致年轻人的失业问题加剧。
“中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十分依赖于国际市场，过去十分依赖于美国。这一领域的小企业也受到冲击。”
政府措施收效不明显
今年夏天，中共领导层制定新的措施应对青年失业问题。比如，企业招收应届毕业生可获得补贴。不过，迄今为止收效不明显。
两年前，中国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就引发广泛关注。2023年夏，这一数字达到创纪录的21%以上。中国国家统计局随后暂停发布新数据。直到2023年底，调整了统计方法后，才恢复发布该数据。当时，青年失业率下降了六个百分点。
而如今，尽管调整了统计方法，青年失业率仍几乎恢复到过去的水平，显示出形势的严峻。
现有数字还仅反应部分现实
墨卡托中国中心的德林豪森表示，即便是现有的数字，也只反映出中国的部分现实。“比如说，该数字是城镇地区的青年失业率。也就是说，农村教育水平往往更低的人群并未包括在内，他们从事非正式工作的比率更高。”
两年多来，新冠疫情以及“清零”政策给中国社会带来不同的问题，例如，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上升、民众出行不便等。近期更传出新冠康复者求职被歧视的情况。
图像来源: REUTERS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今年4月发布的报告，继2021年中国经济出现复苏后，2022年和2023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放缓。原因是中国国内需求低迷的情况仍未改善。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20日对中国今年的增长预期进一步下调至4.4%。这个数字远低于年初北京设下的5.5%目标。下调主因是中国抗疫采取强硬的清零政策、广泛封控影响经济活动，加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加剧了对中国经济的压力。
近日一篇题为“我躲在上海虹桥的卫生间，不知道去哪”的文章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文章内容讲述了一名新冠康复者求职碰壁，被发现住在上海虹桥车站厕所卫生间，她表示“现在招工都不要感染过阳性的人”。对此，上海市政府表示也关注到相关情况，并指出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呼吁对新冠康复者给予更多的关心，“不能给他们贴标签，不在他们的工作生活中设槛，不能让他们生活在不该有的阴影下。”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6月中发布的最新经济指标数据，疫情冲击对就业的不利影响仍然持续。从总体失业率来看，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9%，16-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是18.4%，比4月上升了0.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今年中国大学应届毕业生达1076万人，比2021年多出167万人，规模和增幅皆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国家统计局已表示，随着毕业生投入就业市场，可能进一步加重就业压力。
在北京以“动态清零”为原则的防疫政策之下，中国希望最大程度地减少境外输入感染病例的风险，因此一直采取严格的出入境管理限制，旅客入境后还必须接受严格的隔离。而在中国境内，一旦发现确诊案例，就会立即实施大规模核酸检测和封控。外界预测，健康码和常态化核酸检测将成为中国大城市的防疫日常。
上海等城市曾经经历长达数周的隔离，不仅让许多居民面临收入损失、家庭分离，吃饭难、看病难也是让人发愁的问题。在疫情严控之下，民众抱怨民生物资匮乏，快递物流人力运力不足导致配送不及时，而民众看病就医的渠道也受到种种限制。西安封城期间，曾发生过孕妇因核酸检测有效期超时而在医院外等待过久不幸流产、心梗患者因无核酸检测被拒诊而不治身亡的事件。
中国在防疫期间引入“健康码“措施。对于各地居民来说，健康码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另一张身份证，只要健康码变成红色，通常就意味着相关人员感染新冠病毒或者是密切接触者，出行自由就要受到限制。日前在河南则发生了“天降红码”的状况。今年4月，一些村镇银行的储户发现无法使用网上业务，他们向监管机构提出投诉，要求取出自己的存款，但是始终未能获得答复。储户于是前往河南村镇银行取钱，却发现自己的健康码变红，从而被强制隔离或者限制出行，但他们的核酸检测都显示阴性。这起事件在网上引起热议，人们开始质疑，原本用于防疫的大数据是否遭到滥用，甚至成为“维稳”的工具。
在过去两年半的疫情中，中国进一步缩紧对社会的管控。近日在天津市，有部分民众因为未按时参加核酸筛查，被以逃避核酸检测为由列入“失信名单”。旅美的中国人权律师滕彪认为，中国政府利用高科技与其他现代有效监控的技术，对公民社会进行全面的监视与控制，而在疫情期间，中国政府也累积了更多控制社会流动的经验，可以预期的是，即便疫情结束，这套防疫措施也会持续。
上海封城后，来自英文run的“润”一词成为中国的网络流行词。除了许多在上海的外国人在解封后逃离上海，连曾为中国的新冠防疫政策叫好的中国经济学家郎咸平也被指已举家从上海迁到香港。彭博社援引投资移民谘询公司Henley & Partners估计，由于严苛抗疫加上经济放缓，约有1万名中国富人正寻求离开中国。若他们移民成功，将从中国带走480亿美元。
在唐山的这所大学，不少大学生因为就业市场紧张而努力备考公务员。毕竟，在危机时期，公务员被视为稳定的工作。还有人希望进一步提高学历，比如22岁的颜爱民（音译），他就读通信与网络工程。
“一方面我正在准备考研，虽然学历现在也没什么用，但高一点总没坏处。另一方面，我也尝试在本专业之外继续学习，拓宽知识面。可能对找工作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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