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印刷媒体从这场灾难入手，分析了中国长期执行的愚民政策及造成这一政策的政治机制。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社论说，这场危机说明，不能低估中国政治体制内在的缺陷和隐藏的风险，它极大地损害了中国领导人的可信度，社论写道：

“如果说，中央政府受了下面省里的欺骗，也许现在仍然在受骗，这完全是可能的。而出现这样的情况，则应由它自己承担责任。对于省里的干部来说，经济增长数据、投资总额、外贸结算是关系到他们升迁的大事。他们喜欢向上报告自己的政绩，把造成不良形象的消息包在省里，尤其发生象‘非典’这样可能影响经济发展的事件时，更是这样。直到温家宝总理宣布，‘非典’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如果敷衍塞责对待‘非典’，经济损失将更大，这时干部们才惊醒过来。”

社论接着评论了“非典”对中国外交造成的危害，文章写道：

“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受到了连累。如果说多年来，北京政府努力为自己塑造一个富有责任心、关心邻国利益的国际大家庭成员形象的话，那么现在它对待‘非典’的做法则表明了其严重缺乏责任心的老一套大国做法。北京举行的朝鲜问题谈判本来可以视作中国外交的胜利，但这次谈判却完全笼罩在‘非典’消息的阴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