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郊的万安公墓。香山脚下的这个地方，空气中弥漫着松树和青草的气味。一只杜鹃不时地啼鸣着。几只石雕狮子把守着这个象公园一样的墓地的入口处。这是中国首都北京的一座最老的公墓， 也是北京很少几个还能让人追忆起1989年那场大屠杀的地方。

在几百个坟墓中找出1989年6月3日，6月4日去世者的墓碑要花很长时间。袁立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墓前摆放着一支干枯的玫瑰。从墓碑的照片上可以看到一个目光严肃的男青年。墓碑上写着:当他突然离开这个世界时还不到30岁。

距离万安公墓大约15公里的北京大学校园里，学生们轻松地骑着自行车来来往往。无论是北大，还是中国首都的其他地方，89年学生运动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人们对它也记忆也已经淡薄。袁立以及数百名青年遇难20年后的今天，北京的青年人已经基本上不知道当年所发生过的事情了。正如这位21岁的物理系大学生所说：“我不是特别清楚这件事。国内也没有太多的相关的报道。所以也就大概知道。具体的原因也不太清楚，所以也不太好说。”

不少大学生，比如这位24岁的经济专业的大学生，在回答有关六四这个问题时显得十分紧张：“它毕竟是一种不愉快的事情。可能当时存在着某些不合理的东西。但是毕竟已经过去了。我觉得怎样更好地走向将来，可能是我们现在应该思考的。肯定要吸取教训，但是现在也不能思考得太过负面。”

六四这个话题至今在中国仍然是个禁忌。对这个问题没有展开公开讨论或者辩论。人们对这场运动的称谓只是简单的两个字"六四"。知名媒体人凌沧洲说，大多数人不愿意谈论这个问题是因为害怕。他说：“中国媒体比20年前还是有一定进步的。在中国媒体里面至今为止有两个绝对不能碰的雷区,触电即死的雷区，一个是六四，一个是法轮功。这个中国媒体人都知道。这是禁忌性的东西。”

六四学生运动二十年后的今天，天安门广场上已经没有了示威者，所能看到的只是大批游客了。去年甚至发生过北京一家报社误发六四照片的事情。照片上可以看到一些当年受伤的大学生。据说有关的编辑在报纸印刷前的校审过程中，竟然没有意识到这张图片将产生的爆炸性效果。从中也可以看出,当今的中国人对这段历史是多么地无知。

距离天安门广场不远的地铁木樨地车站。路面上数不尽的汽车在四车道的宽敞马路上飞奔。就在这个地方，20年前一位名叫蒋捷连的17岁青年被打死。为了躲避解放军的子弹，蒋捷连同数十人一起藏身在路旁的花坛后面。蒋捷连的母亲丁子霖今年已是72岁的老人。多年来她一直为打开人们对六四的沉默奔走呼号。丁子霖对记者说：“天安门本来血迹斑斑。现在繁华似锦。装扮得再漂亮，也掩盖不了(事实)。它可以把弹孔磨平，甚至将地上的砖都换掉，但是抹不掉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的斑斑血痕。”

每年这位"天安门母亲"的创始人都会给中国政府写信，要求政府澄清1989年的六四事件,并为当年的死难者恢复名誉。但是她从来没有得到过政府的答复。

丁子霖这位退休教授，现在虽然可以在自己窄小的住所里接待外国记者， 但每次都必须上报国家安全部门。即便如此，她也没有放弃斗争：“第一条解除对难属行动自由的限制，不要再跟踪我们了。第二条，给我们公开悼念我们亲人的权利。第三条，不要扣押海内外朋友给我们的捐款。还有，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给那些生活最困难，没有医保，没有低保的难属生活补助。第五条是，让六四的伤残者，重残者也享受普通残疾人的待遇，不能受政治歧视。我想，这5条要求说到天边去(也不过分)。我们已经做了最大的忍让，最大的克制。但是就是这样，也没有任何人来答复我们。”

丁子霖不是中国人中唯一要求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的人。曾经担任赵紫阳政治秘书，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的鲍彤也认为,有必要澄清历史。但是同丁子霖一样,他们的声音现在只有在国外才能听到。这位76岁的老人在某种程度上过着软禁生活：“政府也应该把它所掌握的全部真相讲给老百姓听。我想，如果真理在它那一边，它应该不害怕讨论。如果它有很大的自信心， 相信老百姓是拥护它的，那么它应该让老百姓来发表意见，而不应该堵住他们的嘴。”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六四这个历史阶段已经过去了。它强调说，中国近一二十年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正说明了当年措施的正确性。知名媒体人凌沧洲说，虽然国家控制的媒体不再触及六四这个话题，但因特网上的辩论并没有停息：“在舆论控制的表象之下，其实还是有很多人渴求讨论这些事情，希望探索真相。人们在网络上悄悄地，或者隐晦地谈是有的。 但是这个形不成气候。因此现在很多网民去看海外的中文网站。要想公开讨论，看来还得等上几年。从现在起可能还要等上十年。至少从胡锦涛这一代人那里，我看不到这种希望。”

万安公墓大门口站立着身穿制服的警卫。在中国政府允许人们就六四举行公开辩论之前，也许这里的一些坟墓是人们凭吊当年的死难者，寄托哀思的唯一的地方了。

作者：Ruth Kirchner/峻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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