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信报》昨天发表社论，题目是《香港愿为政改付出多大代价？》社论说：负责政制发展的三人小组无功而返，与中央官员的讨论并无进展，如此结果，应在意料之中。“社论针对新华社稿件中所说的‘爱国者治港’一说表示:„到底谁是爱国者？……过去多次选举证明，今年九月的立法会选举中，被中央视为异己的民主派人士仍有可能继续当选，他们所属的泛民主派极可能进一步扩大在议会席位，中央的警告最终仍不能奏效，香港选民仍然支持中央眼中的异己，面对这种政治现实，北京将如何因应？”

社论写道：要解开这个死结并不容易。如果中央用强硬手段'清场'把所有列为'犯规‘的政治人物赶出议会，香港民意势必出现强烈反弹；如果用较软的手法，把普选年份无限期押后，阻扰异己人士上台执政的机会，则行政机关和立法会的对立情绪只会继续上升，最终令政府施政瘫痪。

社论又分析道，由于中央和民主派人士各有'不能再退'的底线，故此要在政制发展上达成全港共识的机会相当渺茫。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北京希望把推行普选的日子尽量推迟，以时间换取空间，寄希望于'爱国爱港'力量能够壮大，成为政治主流势力。民主派人士要求零七年普选的诉求相当清晰，当北京实行'拖字诀'的方针渐趋明显之后，他们将会组织群众上街，以'人民力量’和中央讨价还价。到了这个地步，香港不再是咨询中央对政改的意见，而是要和中央谈判，既然是谈判，就要做好'谈判破裂'的准备。

《明报》日前则发表调子温和得多的社论，题目是《京港理念大不同求稳务实是出路》。社论说：„中央和港人对政改的看法，基本理念不同，关注的重点也不同，落差很大，若要找到一套北京和港人都可以接受的安排，使香港政制顺利发展，是绝不容易的事情。……不过，我们除了看到分歧和困难，也该看到乐观的因素，最主要的是香港和内地的关系已今非昔比，港人闻回归色变、排队移民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如今中港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巨大的共同利益，中央政府和香港民众都希望特区繁荣安定，都认同要务实地处理香港的管治问题，在这个共同点上，彼此对“一国”、“民主”、“循序渐进”等原则纵有分歧，仍有求同存异的空间，有凝聚共识的可能。

社论最后写道：回顾自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至今，香港经历了八八直选、基本法起草、八九民运、彭定康政改、临时立法会等多次重大政治争议，20年来风波不断，但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停顿，香港的社会发展也不断向前，正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与此同时，《明报》又发表署名周兆呈的文章，题目是《一国两制，三套马车》。文章说：高规格的“三人小组”并未得到中央高规格接待，只与副部级的官员会面，个中蹊跷，耐人寻味。回首香港的政治之路，在北京眼中，终审法院在居留权官司中质疑全国人大立法、二十三条立法夭折、区议会选举左派政党落败，如今曾荫权携港人要求普选特首的„民意“进京，香港似已坐上政治失控的列车，让北京开始担心两制对一国的损害。这也是曾荫权在北京受冷遇的深层心理，北京不愿让任何高规格的接待被视为对香港政制发展的政治表态，而是将此行集中在技术探讨的层面。

文章写道：曾荫权在北京领略春意的微寒，广东副省长又开始向香港媒体放炮，警告香港传媒在未确定的情况下抢先报道禽流感疫情是触犯内地法律，可能要负起法律责任。在香港普遍不满广东延误通报沙斯疫情之时，这番谈话必然激起千层浪，突显了中国地方对“两制”的另外一番解读。中央看重“一国”，地方在与香港打交道中却具体感受“两制”的差异与冲突，随着香港经济对大陆的更多依赖，地方也开始调整对香港制度的迷思。近来港粤关系的紧张，正体现了这种改变。中央为确保一国两制的成功，对香港频频送经济大礼，在地方却可能出现利益冲突。广东在经济实力上升的轨道中，直接面对香港政治和新闻自由的冲击，揭短“的报道也让广东产生要向中央交代的压力。港粤双方经济与政治关系的扭曲，为一国两制增添了第三种声音。

周兆呈的文章最后写道：一国两制出现的中央、地方、香港三套马车，有时合力、有时分道，在这三岔路口面前，各方是一意孤行还是两全其美，答案好选，题却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