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国家权力作出了让步。上周晚些时候，之前对香港的学生施放催泪瓦斯的警察大规模撤离。现在，学生们也撤了，但一个由数百人组成的核心还在继续示威活动。他们再次动员起数万人也是可能的。

不过，今后的大规模抗议也不会改变力量对比：北京将继续保持强大的影响力，因为香港不仅是中国的一部分，它离了中国也没有生存能力。仅仅通过是否向大陆中国人发香港签证或者向香港的中国人发大陆签证，北京就可以决定香港的繁荣。因此，抗议的学生即便处于完全可以理解的狂热中也不应对改变力量对比抱有幻想。

但是，北京对香港拥有的权力同时也是北京在是否允许自由选举的问题上可能变得大度些的最重要的理由。即便非北京挑选的候选人在香港参选，即便对北京持批评态度的候选人能够获胜，缰绳也继续掌握在北京手中。既然如此，为何不敢有更多民主呢？

支持香港作为民主试验室的最重要的理由却是台湾。"一个国家，三种制度"，即大陆、香港和台湾-是北京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北京和台北过去几年里不断相互靠拢。但这一资本现在却输掉了。台湾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持怀疑态度。没有人民的支持，台湾政治家不可能继续朝着大陆方向迈进。

如果改革家邓小平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比现今领导人更勇于承担风险。一个国家多种制度的理念本来就是他自己发明的。邓也许会宣布香港成为民主特区，中国可以在那里学习如何与民主打交道，就像他1980年在与香港比邻的深圳成立第一个经济特区一样。当时，这位共产党人在文革结束后作出了在党看来闻所未闻，非常冒险的事。他让这个国家向资本主义敞开大门。

但是，北京强硬派今天的反对论点是：应该将任何导致局势失控的可能性扼杀在萌芽中。但这个办法已经不再起作用了。香港已经发展得太远了。英国殖民者就该引入更多民主。现在，香港中产阶级的这一要求已经冲开了闸门。它还会变得更强烈。

学生抗议也有世俗的原因，和香港单一的结构有关。为了成为一个世界城市，香港需要强大的经济和消费，也必须有更多亚文化，需要更多艺术家和一个能够自我壮大的学生区。香港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更多柏林。但是，北京对此却难以理解。亚文化不是北京关心的，也不是香港行政长官、测量工程师和地产企业家梁振英所关心的。

即使现在香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正常，北京领导层的固执和香港示威者的幼稚仍不可调和。许多非常年轻的示威者认为他们生活富裕理所当然，但忘记它来自哪里。香港有中国最自由的大学，因为这个富有的城市有能力继续英国的教育传统。

香港之所以富裕，是因为它是通往中国的门户。这一点在多大程度上被遗忘，从许多香港人对内地人的傲慢态度就可见一斑。这种傲慢远远超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西德人对东德人的傲慢。尽管相对那些行为粗鲁，有时狂妄自大，拿着不知道哪里赚来的钱去香港的大陆人来说，香港人的傲慢可能还能获得更多谅解，但香港人最好像对待客人，或者至少像对待顾客一样对待大陆人，因为他们给香港带来繁荣。

香港人无需因此定格在对北京的感恩戴德上。相反，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发生过非常有意义，也非常值得的辩论。北京试图在香港推出强制性的"爱国主义教育"，但却因香港人明智而有节制的抗议未能成功。

随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香港大学生现在提出了体制问题。要求民主的示威者有一点不应忘记：走上街头的数十万人是这个六百万人口城市中的少数。也许他们是获得很大民意支持的少数，但至少抗议运动的领袖现在应该静下心来，思考几个重要的问题：在香港是否大多数人支持允许自由选举候选人的选举？或许是这样。17岁的学生领袖黄之锋在香港是否能获得多数支持？很可能不会。香港选民中是否多数人想长期与北京抗衡？很可能不会。

情绪高昂的示威者占领香港商务中心中环，在街头露宿，他们兴奋地自拍，对在一个孤军奋战的社会能有这样不可思议的大家庭感兴奋不已，对生活中能够经历这样一个名副其实的重大事件感到满意。然而大学生们必须认识到，他们的游戏是多么的危险。今天，他们表现出了责任感。但愿他们今后仍将保持冷静，不要拿香港这个中国最自由的一部分去冒险。也希望北京将认识到，有香港作为民主的实验室可以使中国赢多失少。

弗朗克·泽林(Frank Sieren)是德国之声的专栏作者，在北京生活了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