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高行健与旅居伦敦的诗人杨炼受德国学术与教育基金会的邀请，参加了书展上一场以"在两种文化中生活与写作--交界处的家园"为主题的讨论会。

讨论会的开放式会场位于法兰克福书展国际展区。会场座无虚席，许多人站在四周、甚至席地而坐，倾听高行健与杨炼的这场发言与讨论会。媒体记者的长枪短炮也纷纷对准了两位嘉宾。尤其是中国自由记者与作家戴晴从观众席走上讲台，与高行健拥抱时，更是让台下的记者们一阵猛拍。书展组织方彼得·里普肯也在讨论会前发表致辞。

作家给自己设限是荒谬的

高行健说，他主要的作品应该说都是在离开中国以后完成的，虽然有像《灵山》这本书是82年就开始写作。但在当时写的时候，他就已经在中国遇到了很多问题，发表、出版都遇到阻碍。高行健说，除了官方允许发表的限度以外，作家自己还会自己设限，自律。但尽管有这个自律，他在中国时的一些作品仍然被禁止。他笑着说，所以他觉得这个自律也是很荒谬的事情，没有必要再作自律。

高行健说，《灵山》之所以是他写得比较尽兴的作品，就因为他在中国开始写的时候，就没有指望这本书在他有生之年能得以发表。后来，他接受德国一个基金会的邀请，在欧洲休创作假继续《灵山》的写作，也没有想到这本书要出版发表。

作家只是一个脆弱的个人，但他是一个创造者

"在政治面前、在社会面前，作家只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脆弱的人。他不可能改变这个社会，改变政治。我认为，个人面对这些是无能为力的。但是作家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他面对只有纸和笔的时候，如果他内心自由的话，创作就从他的笔下开始。这个创作可以不顾及一切的阻力，和社会条件的限制。"

高行健举例说，诗人但丁流亡法国后写作了《神曲》，剧作家哥尔多尼离开了美好的威尼斯流亡，创作出经典作品。而今天提起意大利文学，谁也不能绕开哥尔多尼和但丁。高行健说，母语，祖国语言，正是这些孤单的个人，孤单的作家，在历史的长河里创造的。

"真实是作家的价值观"

高行健说，无边的自由，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但思想的自由是存在的。在任何时代，且不要说在一个极权政治下，或者在某种政治压迫、社会、宗教约束下，就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在当今的民主社会里，人也并没有充分的自由。他笑着说，市场就不给你自由，市场就是一个巨大的压力。高行健还特别指出，政治正确就像是一个紧箍咒，它约束人的思想。可作家却是这么一种独特的人，他存在的条件就是思想的绝对自由。但是："思想的绝对自由，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一个确认的价值观。思想绝对自由的背后有一个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我以为，对一个作家来讲最广泛的价值观就是：真实。他所面对的问题是不是真实的问题，他所面对的回答是不是真实地回答。以这种真实，以作者是不是真诚地把问题摆出来，还是唬弄他的读者，包括唬弄他自己。所以真诚是作家的伦理，真实是作家的价值观。"

文学与商业化

高行健还谈到对文学商业化的看法。他本人同时还是一位画家，并且"以画养文"。他说："如果把写作当成职业，用这个来吃饭，我想最好放弃这种写作（笑）。我自身的经验就是这样。我之所以还写，首先就是想到不是把它作为一个职业来谋生。从事这样的写作，我把它叫做冷的文学。因为它跟市场不联系在一起的，它首先是内心的需要。 "

高行健笑说，书展是一个书市，他并不反对卖书，也不反对畅销书、商业推广，因为书籍还有另外一个层次，即文化消费的层次。

外在的控制与内心的禁止

诗人杨炼在发言中赞同高行健"作家不应自我设限"的说法："如果说，作家要粉碎一种外在的控制，外在的禁止，首先要粉碎自己内心的控制和禁止。要争取内心的自由。"

杨炼说，流亡使作家获得了自我、语言和文学的自决。同时，在文化的交界处，作家能够获得中文与外文的双重滋养。在问及，诗歌这样一种文学体裁，是否是可译的，杨炼说："诗歌是一棵有根之树。我的诗在被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时，我希望它是从同一个根上长出的另外一棵树。也就是说，我的译者在翻译我的诗的时候，他不是只翻译表面的词汇，他要穿透词汇，把这些词汇变成一个裡程，找到原来的树根在哪里。然后用同样有能量的语言，在译文里把它表达出来。"

杨炼还强调诗歌、文学的纯粹性。他举了中国古典诗词的例子："中国古代诗歌为什么精彩？不只是因为杜甫早就把我的流亡写尽了，而且还因为中国古典诗歌有那种极端、极端完美的形式。那么，虽然我们不能用古典诗歌的形式写诗，但是他给我们提供了美学的标准。我们在自己个人的意义上，还要向那个方向生长和发展。最终达到一种纯度。"

讨论会结束后，许多观众拿着两位作家和诗人不同语言版本的书作，请两位嘉宾签名。一位年轻的德国女孩对杨炼说，您的这本书是我读过的最好的作品。

16日晚间，两位作家还在法兰克福举办了一场作品朗诵会。

作者：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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