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在1983年以话剧“车站”推动了中国现代派剧作的发展。他自觉地以现代派手法去创作其作品如“野人”、“车站”和“彼岸”是当时中国话剧界新潮派创作的代表。他的艺术新思潮同时也为他带来了麻烦。1983上演的话剧“车站”没有上演多久就因“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而被禁演，“彼岸”也于1986年被禁演。

1987年，高行健离开中国到达法国，并在法国定居至今。离开中国以后, 他的名字也在中国的文坛消失了。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中国人, 在他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前鲜少有人知道他和他的作品，因为在中国国内是无法在书店或是图书馆能获得他的作品的。

高行健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在法国虽生活艰难，但仍坚持不懈地搞戏剧和小说创作，并从事绘画活动。当然，他在法国创作的作品都是在海外上演、出版和展览的，如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背井离乡13年后, 高行健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的法籍中国人，在中国大陆一夜之间广为人知,他的一些作品也逐渐得到了解和传播。

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没有得到中国文学届的一片认同，中国文坛中至今有人对他的获奖耿耿于怀。时间一晃已是四年，如今的高行健如何，获奖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在高行健六十五岁生日之际，德国之声记者找到了刚刚在巴黎与高行健见过面的著名作家徐星，这位中国先锋派文学代表人物之一通过电话向记者讲述了他看到的高行健的近况。

徐星和高行健是多年的至交，早在80年代他们就相识。高行健定居法国后, 徐星每次因在法国出版作品的事情到巴黎，都要去拜访他,并且吃住都在他家。今年12月20日徐星结束德国讲学之行顺便到法国看望宝贝儿子，在巴黎自然又拜访了高行健。

在12月25日圣诞节这一天，徐星和高行健在巴黎一家日式餐馆共进午餐, 畅谈了数小时犹觉未能尽兴。这是徐星在高行健得到诺贝尔奖之后第一次和他见面。

当记者问徐星为何如此长时间没有和高行健见面时，他开玩笑似地说，他不想凑那热闹。事实上他们虽这么多年没有见面，但是网上的联络却很频繁。再者，得奖后的高行健成了名人，忙着办画展，搞戏剧，特别是刚得奖的开头两年。去年在法国马塞，高行健又忙着办“高行健年”。

徐星说，得奖后的高行健仍然住在巴黎，当然已搬入一处高档住宅。精神状态比以前好，可谓他得奖后的一变化。作为朋友的徐星为高行健的这些变化感到高兴。而让徐星感到更欣慰的是，高行健对艺术的执着始终如一。

记者问徐星：很多文坛同行对高行健获得诺贝尔奖不服气，那您是怎么看？徐星说，“固然高行健不是唯一能得这诺贝尔奖的人。 但是他对文学创作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文学创作对他来说是一爱好。他是为做文学而做文学，从不关心他人对他的想法，也无名利之心。这样的文学创作者在当今已很少了，这样的人是令人无法不尊重的。因此也可理解，得奖后的高行健和中国文坛以及国内作家的关系没有什么变化。”

当问及高行健在2005年有何文学创作动向，徐星用诚恳的声音一笔带过：“我们从没谈过这方面的事。”

在短短的采访过程中，徐星十分坦率，同时言语之中也充满了对朋友的爱护和关心之情。记者委托徐星转达了德国之声中文网对高行健的生日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