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事件的引爆者，前副市长、前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终于走上司法程序。从起诉的四项罪名，涉嫌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来看，预示量刑要远远重于他手下的“四大金刚”。王立军也是谷开来庭审中集中揭露的人物，从杀人预谋，到毁尸灭迹，称他“太阴险了”。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和残暴品质都让位于犯罪事实本身，这不能不令人质疑，重庆“唱红打黑”集团的性质到底是什么？作为“唱红打黑”专利所有人的薄熙来，难道能够逃避司法的惩处吗？

8月30日，几个朋友与鲍彤先生餐聚，正值他对杀人犯薄谷开来被判决的第三篇评论发表。“鲍三篇”自然成为餐桌的主题，没想到鲍先生说：“炒冷饭没什么意思，我讲一点新的东西，是我三篇文章都没有讲到的，专门给高小姐讲。”鲍先生拿起一根香烟，从“禁烟区”蒋彦永先生身边，走到我的身边，我当然声明：“允许抽烟。”没想到鲍先生没有顾得上点烟，就讲起来，一直到讲演完毕，那只烟仍旧没有点上。

从他高亢激越的声调里，可以听出这是他烂熟于心的一篇讲话。王立军要面临审判了，七中全会召开的月份虽然还没有公布，但是楼梯的响声越来越大。我认为这是公开鲍先生讲话的最佳时机。

四大理由：谷开来这个审判是不该有的审判

鲍先生说：我对于薄谷开来的审判，不在于判她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个量刑，我认为这个审判是不应该有的审判。为什么？全世界的审判都是案情清楚之后做的法律结论，这个审判是案情从头到尾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做的结论。这个判决的量刑是否准确？我不知道，我不评论。

谷开来故意杀人案关键问题案情不清楚，鲍彤列举四大方面。

一，谷开来说杀人起因于“儿子的问题”，不对。起因于经济纠纷，儿子问题是由经济纠纷引起的。这个从4月10日新华社《授权发布：公安机关对尼尔.伍德死亡案依法进行复查》的电讯里可以看清楚。有了经济纠纷因此产生了对儿子的威胁，因此根本原因是经济纠纷。

经济纠纷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薄谷开来这个杀人犯与被杀者海伍德有经济利益的争议。按照中国法律，杀人犯的财产属于与杀人犯的丈夫共同的财产，是共同占有的。她代表她跟丈夫的共同利益与海伍德产生了纠纷，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说清楚。她这个经济纠纷是怎么来的？应得的经济利益是干净的还是肮脏的？没说清楚。是她自己创造的，还是和丈夫一起创造的？没说清楚。发生的是她和被害者的纠纷，还是夫妻两人和被害者的纠纷？没说清楚。

二，杀人过程。谷开来所使用的工具（氰化钾和毒品）都是中国法律不允许公民拥有的，她怎么能够得到？怎么得到的也不清楚。

三，谷开来作案，能够讲的清楚的，是她动用了国家行政力量、公安力量作案，案发之后又掩盖罪行，毁灭罪证。谁能动用这些力量呢？帮他杀人的曾经有副市长、公安局长王立军；后来是重庆市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张晓军，她怎么能叫这个人帮她作案呢？也不清楚。事后派去的四个人，都是直辖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处长这样的人，为使薄谷开来不受追诉，伪造、隐匿、毁灭证据，引导死者亲属作出不解剖尸体的决定。这就发生问题了，杀人犯谷开来为什么能够动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公民都不能具有的能力掩盖罪行？毁灭罪证？是谁给她的？难道她具有特异功能？

四，最后还有一个根本问题，根本疑点，中国一个直辖市的副市长兼公安局长被宣布变换了工作分工。这是跟本案有关的，而不是无关的。如果是无关的，必须有证人证明。如果不能证明，那就是有关的。这个掌权者是谁？谁能改变一个直辖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的分工？这个问题显然和本案有关，从犯案原因、作案过程，到最后毁灭罪证，到事情败露的时候，使用警力，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变换副市长的工作，这些好像都是杀人犯想做的事情。任何一个中国公民都知道自己是没有这种能力的。如果外国法学家、外国公民看到这个问题一定觉得是个疑团。

因此说本案涉及到的关键问题统统没有查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做出这样一个法律结论，就是一个骇人听闻的结论。这也就是中国的法制！

薄熙来因为“唱红打黑”载入史册

鲍彤说，以上四点质疑是他的文章中没有提到的。但是他的一篇文章的第一句话，就说薄一波的儿子进入了历史。薄熙来之所以载入史册，是他在“唱红打黑”上的创造。鲍彤认为薄熙来“唱红打黑”的概括，超过“三个代表”超过“四个坚持”。为什么这样说？薄熙来把一党专制的本质明确不容误解地概括成四个字，两句话，讲清楚了。

什么叫“唱红”？“唱红”就是“顺我者昌”；什么叫“打黑”？“打黑”就是“逆我者亡”。鲍彤的解释赢得了熟悉的朋友们的热烈掌声。

鲍彤进一步阐述了他已经在两篇文章中提出过的论点。为什么说薄熙来的四个字超过了“三个代表”？鲍彤说“三个代表”很不现实，它说我代表最先进的这个，最先进的那个，都不现实。只是提出了它的“三个垄断”的理由。“唱红打黑”远远超过“三个代表”。

“唱红打黑”是不是代表了“四个坚持”呢？鲍彤认为，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没有一个东西是说的清楚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党的领导？都没有说清楚。但是“唱红打黑”把它说清楚了，党就是“唱红”，党就是“打黑”。党要打什么，什么就是黑；党要提倡什么，什么就是红。党要全面腐败，全面腐败就是社会主义。党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反对普世价值，自由化和普世价值就是黑，主张宪政的右派就是黑。它把一个东西具体化明朗化，而且不容误解，不容置疑。只要坚持“唱红打黑”，中共一世二世三世万万世，秦始皇没有完成的帝基霸业，可以在这四字箴言中实现，它就到了这个程度。

鲍彤说：我不是算命先生，算不出十八大的走向，但是我知道十八大一定要有一个选择，它可以和薄切割，也可以就切割一个薄，如果不和“唱红打黑”切割，那么它还是从帝制走向帝制，也就是一切照旧。

薄谷王“唱红打黑”犯罪集团到底是个什么性质？

5日晚，新华社发布电讯，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重庆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提起公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择日开庭审理。重庆“唱红打黑”犯罪集团二号人物步入法律程序。王立军涉嫌的四项罪名，其中“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巨额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已构成受贿罪。”是这个犯罪集团成员第一次涉入经济犯罪。这项罪名有可能以死刑量刑。另外一项“未经批准或者伪造批准手续，违法使用技术侦察措施，已构成滥用职权罪。”也并非不牵涉出集团他人更严重的颠覆罪。据消息人士透露，王立军不仅窃听来渝的中央领导人，也窃听薄熙来。他被带到北京之后曾经交代薄熙来在窃听之后的各种议论，其中有一段话引起高层的非常关注。薄熙来把自己和习近平做比较：“他当县委书记，我也当县委书记，他进入市级，我也进入市级，为什么是他不是我？”引发中央的震撼。

合肥两案的审理判决与王立军的四宗罪，说明以薄熙来为首的重庆“唱红打黑”集团，就是一个利益勾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以效忠个人为组织结构的“黑帮集团”。这个集团虽然杀人越货，无所不能，但是是以动员民众为手段，以上位为目的的投机派。政治学者陈子明认为，薄熙来集团实际可左可右，当前怕新的“毛泽东”的是“官阶层”。重庆“唱红打黑”犯罪集团与中央的矛盾，是潜在的皇帝和掌握中央实权的官僚的一场斗争。中国当前党国色彩已经蜕变为官国色彩。

作为“唱红打黑”集团的头面人物薄熙来，在王立军数罪并罚比较之下，已经难以再切割，“失察”已经抵挡不过去，如果王立军再审出什么“骇人听闻”的结论，严肃国法朝纲就要走向反面。政治评论人士@冬眠熊微博：“王以四宗罪被起诉，预示B可能也面临刑事起诉。因为王的各宗罪都与B难以切割，你可以说谷杀人他不知，但王的徇私枉法（包括黑打）、窃听、贪腐等，还有在其叛逃后用精神病欺骗公众都与B密切相关，王是B的大红人，相当于西红的103首长，别人犯事可以用失察推脱，王的这些有组织犯罪，仅说失察没人信啊。”

薄熙来的处理，关系着十八大格局，这将成为左右十八大召开前夕，短短一个来月政治走势的重要因素。

作者：高瑜

责编：达扬

高瑜，中国独立记者，专栏作家。原在中新社工作，后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参加八九民主运动，两次系狱。作品广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