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李庄在与洪道德、杨帆教授等人对话时，谈到了他在2009年办理龚刚模案件时了解到的重庆“黑打”中刑讯逼供的一些情况。龚刚模先是关在南川看守所，关了2个多月，没有挨打，警方也没有拿到想要的口供；后来他被转移到到铁山坪民兵训练基地，到那儿就被悬空吊了起来，脚尖可以踩到电脑桌，但脚跟踩不到，一吊就是八天八夜。龚刚模大小便失禁，大便顺着裤口下来，警察让他手捧大便到卫生间，脱下短裤擦地板，之后再裸体吊着讯问。采用了这样一种手段之后，自然是想要什么口供就能拿到什么口供。李庄想要在法庭上揭露刑讯逼供的事实，结果自己成了罪犯，被判了徒刑。这表明王立军在重庆“黑打”的一套做法，受到了保护，得到了肯定，尝到了“甜头”。

4月24日，原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受贿案在丹东开庭审理。谢亚龙律师金晓光向法庭递交并向媒体公布了申诉书。申诉书称，2010年9月3日，谢亚龙被专案组人员从国家体育总局带走，4日晚上，专案组在沈阳市的一个进修学院的招待所的204房间对谢亚龙动了刑。“谢亚龙被强迫坐在老虎凳子上，手脚均被铐着。专案组A队长、B队长，用拳头打谢亚龙胸、背，扇耳光子，掰谢亚龙的手，C也参与了殴打。A队长打得最凶，他们还用电警棍电击谢亚龙，甚至把电警棍强行往谢亚龙嘴里塞，还用电警棍殴打谢亚龙。A队长、B队长还强迫谢亚龙脱光，坐在老虎凳子上，用盆给谢亚龙从头往下浇冷水，并威胁说，不说就把你拉到水管下冲。”谢亚龙配合“招供”后，案件转到了检察院。检察院想要对谢亚龙的受贿额加码，谢亚龙起先不配合，检察官“E等又在9月下旬和10月两次把谢亚龙从看守所提出来，带到先前羁押的进修学院招待所，采用两班倒，连轴审讯，不让睡觉，打盹、低头都不行。从早晨7点半一直审讯到夜里12点，然后交给另一拨审，这一拨审讯到凌晨5点半左右交给看守看管，7点钟吃饭，吃完饭就等着E等再来审讯。”就这样，检察院得到了想要的口供。请注意，刑讯逼供的行为都不是在法定的羁押场所，而是在什么“招待所”、“训练基地”。显然，2009年重庆“黑打”立竿见影，“黑打”主导者加官晋爵，使王立军的一套做法迅速推广到了他的老家辽宁乃至全国。

笔者与公安机关打交道20多年，在2010年以前很少听到持不同政见者被刑讯逼供的情况。但是在2011年，北京几乎所有被羁押的持不同政见者，例如余杰、滕彪、古川……，都在非法定的羁押场所挨打、受辱。余杰说：“他们脱光我的衣服，将我赤身裸体地推倒在地上，疯狂地踢打。在殴打的过程中，他们还拿出照相机拍照，并得意洋洋地说，要将把我的裸体照片发在网络上。他们把我按住跪在地上，先后打了我一百多个耳光，甚至还强迫我打自己的耳光，我必须让他们听到响亮的声音，他们才满意，然后发狂地大笑。他们还用脚踢我的胸口，把我踢倒在地上后再踩在我的身体上。我胸口的一根肋骨像断了一样，后来疼痛了长达一个月的时间，连弯腰起床都感觉十分困难。”“他们不断地用粗话辱骂我，骂我是卖国贼，是汉奸，是垃圾。同时，他们还辱骂我的家人和朋友。接着，他们强迫我跟着他们的说法来骂自己。如果我不骂自己，他们就加倍对我拳打脚踢。”大面积地对持不同政见者实施刑讯逼供，说明这不是个别公安人员的个人行为，而是在有组织地推行重庆“黑打”的“经验”。

这就让人不能不联想到“乌有之乡”网站在薄熙来、王立军倒台前开展的联署签名运动，要求恢复宪法“惩办卖国贼”条款和制订《惩治汉奸法》。有了这么一个法，再加上重庆“黑打”那么一套刑讯逼供的拿手好戏，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炮制出成千上万的“汉奸”、“卖国贼”。

薄熙来、王立军这些人搞“红唱黑打”，使中国有可能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使“法治中国”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温家宝最近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强调要“加强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应当说是有现实针对性的。

作者：陈子明

责编：达扬

作者简介：陈子明，1952年生人，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和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中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民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曾任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民办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周报》总经理。多次因参与民主运动系狱。